比娼妓与哲学家之间异常关系更怪诞的，是对变态的性关系行之若素。“伴侣”的最大劲敌是雅典少年，而娼妓因为事关她们的荷包，从不放弃指责同性恋的不道德。商人进口俊秀童子，卖给出最高价者。他们被买回去后，先用作“妾”，然后作为奴隶。只有极少数的人认为，不应该让女性化的贵族少年激发及抚慰上了岁数的男人的热情。在这种分辨男女性别的事情上，斯巴达人与雅典人一样漫不经心。当阿尔克曼想赞美女孩子时，他叫她们为“女性男朋友”。雅典法律规定，褫夺搞同性恋的人的公民权，但一般舆论对这种行为却非常宽容。在斯巴达与克里特岛，人们不因同性恋而有损声誉。在底比斯，同性恋关系被视为军队组织与勇敢行为的珍贵泉源。最为雅典人所爱戴的伟大人物哈莫狄奥斯与阿里斯托吉顿，是诛灭暴君的英雄，也是同性恋人。在雅典妇孺皆知的大政治家兼将军亚西比德，自诩男人都爱他。晚至亚里士多德时代，“希腊情人们”都跑到赫拉克勒斯的伙伴艾俄劳斯的墓穴上去山盟海誓，而哲学家阿里斯提波曾叙述军队统帅色诺芬迷恋于青年克拉尼亚斯。在希腊，男人与少年或少年与少年之间的亲密关系，显示出罗曼蒂克爱情的所有各种症状：热情、虔诚、痴迷、嫉妒、歌唱、沉思、呓语、失眠。当柏拉图在其《斐德罗篇》（Phaedrus）中谈到人类的爱，他的意思即同性恋，而其《会饮篇》（Symposium）中的争论者同意一点，就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爱比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更崇高，更属灵性上的。类似的性错乱也发生在女人中间，有名望的女人占少数，娼妓之间则比较普遍，吹笛女互相爱恋，比她们爱“恩客”更热情，而第三等妓院更是女同性恋的温床。
我们如何解释性变态在希腊会如此普遍？亚里士多德将它归因于对人口膨胀的恐惧，这一观点可算作原因的一部分，但是雅典普遍存在同性恋与娼妓，显然与其妇女的隐居有关系。在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男孩到6岁时，就离开良家妇女度其终身的闺房，而且主要在和其他男孩子或男人共同生活中长大。在他们成长时期，极少有机会去认识女性的妩媚。斯巴达的公共食堂、雅典的大会场、体育馆与角力学校中的生活，以及在青年们的工作中，他们所见到的全是男人。在雕刻家普拉克西特列斯之前，即使是艺术也不表现出女性的人体美。婚姻生活中，男人很少能在家里找到精神上的慰藉，女人缺乏知识教育，形成两性间的鸿沟。于是，男人到外面去寻找他们不愿意让他们妻子学会的吸引人的魅力。对于雅典公民而言，家不是他们的精神堡垒，而只是他们的宿舍，从早晨到晚上，大部分时间他们都生活在外面，除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之外，很少能在社交中接触到其他正经女人。希腊是一个单性社会，因此错失了女人的精神与魅力所给予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与思想启蒙运动中的法国的激荡、优美、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