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们依然被这些轻率的争论所吸引，是因为这些争论所蕴含的不只是他们赤裸着的罪恶，也有令人兴奋的旺盛商业精神及卓越的智慧。海的近便、贸易的机会以及经济政治生活的自由，形成了雅典人性格与思想上前所未有的敏锐与活泼——一种心灵与感觉上的狂热。这种自东方至欧洲式的，自昏沉懵懂的南方地区至冬寒令人精神奋发而不至于冻僵、夏暖使其舒展而不萎靡身心的中原之地的转变，是何等神妙！这里所表现出的对生活与人类的信心及生命的热力，是文艺复兴之前任何时代所不能与其匹敌的。
从这种刺激的环境中，培育出勇气和冲动，以便脱离哲学家白费心机地教诲所谓的自我控制，或年轻的温克尔曼（Winckelmann）与老迈的歌德想加之于奔放而鲁莽的希腊人头上的那奥林匹斯山神似的肃穆。一个国家的理想通常是一种假托，不应该视作历史。阿波罗神殿碑铭上的勇气与节制，是希腊人的两句对立的箴言。前一句时常为一般人所践履，但后者只能从他们的农民、哲学家及圣人身上见到。一般雅典人都是享乐主义者，但仍具良知。他在享乐方面没有任何罪愆的感觉，并且从享乐中，他能立即为使其思绪陷入晦暗低潮的悲观主义找到答案。他爱酒，不因偶尔酗酒而感到惭愧。他好女色，而且几乎完全是基于肉欲上的，容易为不正当的性关系原谅自己，不认为道德上的过失是一种罪大恶极、不可饶恕的行为。不过，他以三分水兑二分酒，并且认为经常烂醉如泥总有损个人品格。虽然他很少实施节制，但他衷心真挚地崇拜节制，而且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民族更明确地形成了自治的理想。
雅典人因太过精明而无法使自己循规蹈矩，他们鄙视愚蠢甚于痛恨邪恶。他们并非都是圣人，我们绝不可把他们的女人想象成全是可爱的诺西卡或华贵的海伦，或把他们的男人看作既有埃阿斯的神勇又具内斯特的智慧的混合体。历史仅记取希腊的俊杰之士，而遗忘其痴愚者（但尼西亚斯除外）。当我们之中大部分人被遗忘，而我们的“山巅”能躲过时间的湮没，甚至到我们这一时代也仍显得伟大。撇开距离上的因素，一般雅典人像东方人一样智慧，像美国人一样向往新奇事物。他们永远要像哲学家巴门尼德那样冷静，但永远如另一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主张的那样求变。没有一个民族像雅典人那样具有更生动的幻想力及更犀利的口舌。清晰的思维与明确的表达对于雅典人而言似乎是神授的，他们对于迂曲晦涩没有耐心，视广博而明达的言谈为文明人的最高消遣。希腊人的生活与思想能如此丰富充实，其秘密在于希腊人认为：人是权衡万物的依归。有学养的雅典人好推理，而且很少怀疑其具有设计万有的能力。求知及理解的欲望是其最崇高的嗜好，而追求这种嗜好的炽烈程度一如其对其他所热衷的事物的毫不稍加节制。以后他们将发现人类知识与能力的有限，而且基于自然的反应，他将陷入与其乐观的性格极端不调和的悲观中。即使在其繁盛的一个世纪中，雅典思想最深沉的人——非其哲学家，而是其戏剧家——也会被生之喜悦与冥顽的死亡之飘忽思绪所笼罩。
好奇心产生了希腊的科学，正如同利欲创造及主宰了其经济。“爱好财物使人为之痴迷，”柏拉图带着道德家惯有的强调口吻说，“他们满脑子所想的，无时无刻不是他们的钱财，每一公民的灵魂就悬挂在这上面。”雅典人好胜心切，互相刺激对方，从事几近残酷的竞争。他们和《圣经》中的希伯来人一样顽强、斗狠、骄傲。他们做买卖，为讲价而争得面红耳赤，说话无不抬杠，当他们不能和外国打仗时，就自己互相找架吵。他们天生不是多愁善感的人，不赞成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那样哭哭啼啼。他们对动物慈爱，对人却残酷：他们经常对未犯过错的奴隶使用酷刑，而且能在屠杀满城的无辜百姓之后依然酣睡如故。但是，他们却慷慨地对待穷困或残废者。当议会获悉诛戮暴君者阿里斯托吉顿的孙女在利姆诺斯陷入穷困中，就立即拨款将其接来雅典，并且为她找一个丈夫，给她嫁妆。在其他城邦受压迫及被通缉者，可在雅典寻求庇护。
事实上，希腊人显示性格的方式不同于我们。他们既不企求有积善之士的良心，也不希望能和贵族那样具有荣誉感。对希腊人来说，最美好的生活就是最充实的生活，即充满健康、精力、优美、热情、财富、冒险及思想的生活。美德就是勇敢——其确切的原意就是尚武的精神，也完全是罗马人所说的勇武。雅典的理想人是在优美的生活艺术中综合了美与正义，即崇尚才干、名誉、财富、友谊及美德与仁爱的人，如歌德所主张的“自我发展就是一切”。沿着这种观念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虚荣心，其坦率很难适合我们的趣味：希腊人对自我吹嘘从不惮其烦，随时夸耀其优于其他的战士、作家、艺术家和民族。假如我们想要了解希腊人，并将他们与罗马人作一比较，我们必须想到法国人与英国人的区别。如想要知道斯巴达精神与雅典精神的差异，我们必须考虑德国人与法国人的区别。
所有这些雅典人的条件，汇集在一起创造了他们的城邦。雅典就是由他们的精神与勇气、聪颖与饶舌、放纵与贪婪、虚荣与爱国心、对美与自由的崇拜，所综合创立而成。他们富于热情，但缺乏成见。偶尔，他们容忍宗教的褊狭意识，不是为了钳制思想，而是作为政治派系倾轧的武器，以及作为道德实验的结合。至于其他方面，他们则坚持某种程度的、在东方人看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但因为他们自由，因为每一个政府机关对每一位公民开放，而且交替治人及受制于人，所以他们将一生中的半数时间贡献给国家。家是他们睡觉的地方，他们“生活”在市场、议会、审议委员会、法院，以及为荣耀其城邦与神祇而举行的盛大庆典、运动竞赛和戏剧中。他们承认，国家在需要时，有权征用他们的人及财产。他们原谅国家的苛征，因为他们的国家给予他们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他们为其勇猛战斗，因为她是他们的自由之母及保护者。“因此，”希罗多德说，“确实使雅典人增加了力量。不仅是这一项，而且有许多其他例子，都明白地显示出，自由是最美好的东西。因为即使雅典人，当他们仍处于专制统治下时，或许并不比他们的邻邦更为英勇，但一旦挣脱了桎梏，他们绝对成为个中翘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