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雅典与底比斯，人剥削人的情形虽然不如在斯巴达或罗马严重，但也到了一定程度。雅典自由人中间没有阶级之分，任何自由人凭个人卓绝的才智，除公民权之外，任何方面都可攀登至成功的巅峰，这也带来雅典生活中的狂热与骚乱。除了矿业，雇主与受雇者之间没有显著的阶级区分。通常，雇主和他的工人并肩工作，亲身的接触减低了剥削的尖锐化。不论什么阶级，几乎所有工匠每一实际工作日的工资都是1个银币，但是非技术工每天只得到3个奥勃。当工厂制度逐渐发达时，按件计酬慢慢取代了按工计酬，而工资的差距也随之加大。若向奴隶主人雇用奴隶，每天每名奴隶的租金为1—4个奥勃。我们可以拿我们的物价与希腊人的物价比较，来估计这些工资的购买力。公元前414年，雅典的一所住宅及其土地值1200银币。公元前6世纪时，1.5蒲式耳的大麦售1个银币；至公元前5世纪末售2个银币；公元前4世纪，3个银币；亚历山大时代，5个银币。1只绵羊，在梭伦时代（公元前638—前559年）售1个银币；至公元前5世纪末，售10—20个银币。在雅典像其他地方一样，货币发行要比货物生产快，于是物价不断上涨。公元前4世纪末的物价，是公元前6世纪初期的5倍多。自公元前480年至公元前404年增加1倍，自公元前404年至公元前330年又上涨1倍。
一个人每月有120银币（120美元）即可生活得很舒适。根据这一标准，我们可以推断出一名工人每月赚30银币，却要负担一个家庭，其生活是怎样的状况。当他有重大困难时，政府固然会加以救援，以极微的价格散发赈粮。但是他所看到的是，自由女神与平等女神并不和谐，在雅典的自由法律下，强者更富，富者更强，而贫者依然贫穷。 个人主义刺激了有才能的人，贬低了能力低的人，它大量地制造财富，并危险地集中财富。在雅典，其他国家也一样：精明的人囊括其所要的一切，平庸之辈拾掇其残余；地主因其土地增值而获厚利；商人尽管受重重法律的约束管制，竭其智能，伺机垄断；投机分子借高利贷，攫取工商业的巨额利润；野心家起而向穷人指出人类财富的不平等，却隐匿人类经济能力的不平等；穷人看着别人的财富，深深感觉到自己的贫穷，于是为自己的失意而怨怼，幻想着自己能有理想的国家。希腊各国的阶级斗争之酷烈，尤甚于希腊与波斯或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
阶级斗争在阿提卡，始于新富阶级与拥有土地的贵族之间的冲突。古代家族仍然酷爱着他们的土地，并且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消磨在其产业上。经过许多代子孙的分产，一般地主所拥有的土地已不多——例如富有的亚西比德也仅有70英亩地——而乡绅自己在多数情形下，必须躬耕农田或管理财产。贵族虽然不富有，却具有傲气：他们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他们父亲的名字，以显示其出身的高贵，他们尽可能避开从雅典日益发达的贸易中聚积财富的中产阶级，不屑与之为伍。可是，他们的太太却吵嚷着要在城市安顿一个家，变换一下生活方式，到都市中开拓发展机会。他们的女儿希望住到雅典城里去钓个金龟婿，而他们的儿子盼望着去那里寻找红粉知己，并以豪华的气派举行一些充满欢乐的宴会。贵族不能在奢华的生活享受上与商人及工厂主相比，干脆接纳他们或他们的子女为女婿或为儿媳，而新富阶级也正渴望着高攀，甘愿付出。结果是地主与富商相结合，形成了穷人所妒忌憎恨的寡头派的上层阶级，他们因民主派的矫枉放纵而愤怒，他们也害怕革命。
由于新富的侮慢狂妄，引发了亚西比德第二阶段的阶级斗争——较穷的公民与富豪之间的斗争。新富阶级中虽有许多像亚西比德那样炫耀其财富的，可是另一些却以其卓越的胆识及高雅的仪态或言谈，深深地吸引了“劳动群众”。自负才高而被贫困煎逼的年轻人，将其个人对机会与地位的需要转变为全面性的鼓吹反叛，渴望新观念的知识分子以及被压迫者的称颂，为他们确定了反叛的目标。他们所主张的不是工商业的社会化，而是废除债务及重分土地——在公民之间。激进运动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仅限于较穷的公民。在这一阶段从未有人想到要解放奴隶，或让外国侨民也参加土地的重新分配。领袖高谈过去均富的黄金时代，但是当他们讲到恢复那种乐园时，却闪烁其词。他们心目中所要的是贵族集体主义——非土地国有化，而是全体公民之间大家均分。他们指出，在经济不平等日趋严重的情形下，选举权的平等是多么不切实际，但是他们坚决运用较贫公民的政治权利，促使议会用罚款、分摊祭神费用、抄没财产及负担公共设施等手段，将一些大量聚敛的富豪的一部分财富分入需要者的口袋。并且为了领导将来的反叛分子，他们采用红色作为革命的标志颜色。
处于这种威胁之下，富人团结起来用秘密组织共同对抗柏拉图所谓被唤醒的饥民“猛兽”。自由工人也组织了——至少自梭伦以后——各种社团，如石墙堆砌工、大理石匠、木匠、象牙匠、制陶工、渔人及演员等都各有职业组织。苏格拉底是雕刻社的社员。但是这些团体并非完全是互相谋福利的工会组织，他们到称为聚会堂（synods 或 synagogues）的场所聚集，举行宴会与运动竞赛，及拜祭他们的守护神。他们捐款给有病的会员，集体承包特殊工程，但他们不太愿意介入雅典的阶级斗争。战斗是在文学与政治的战场上进行的。像“老寡头派”那样的小册子作家，散发抨击或为民主政治辩护的文章。喜剧作家，因须依赖富人出钱支持其戏剧的演出，所以站在有钱人的这一边，嘲弄急进派的领袖及其“乌托邦”。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在其公元前392年写的《公民大会妇女》（Ecclesiazusae）一剧中，为我们介绍普拉克萨戈拉，其发表了下面的这一段演说：
我要大家共同分享每一件东西及所有财产，不再有富人或穷人。我们将不再看到有人收割广袤的大片土地，而另一方面又有人连埋葬之地也不可得……我主张大家都受同样的待遇，过一致的生活……我将从分配私有土地、金钱及一切东西为大家共享开始……女人属于全体男人所公有。
“但是谁工作呢？”布来比（Blepyrus）问。她答道：“奴隶。”在另一出喜剧《普鲁托斯》（Plutus，公元前408年）中，阿里斯托芬让面临灭绝威胁的“贫穷”为自己辩护，它是刺激人类劳动与进取所必需的：
我是你们大家幸福的唯一缘由，你们的安全须以我为凭借……假如人们闲荡不必工作而能生活，谁还愿意打铁、造屋、缝衣、制物、切革、焙砖、漂布、硝皮或耕种收割？……假如你们的制度被采用了……你们将不能睡在床上，因为没有人再做床；也不能睡在地毯上，因为人有了金子，谁还会去织？
厄菲阿尔特与伯里克利的改革是民主革命的第一次成就。伯里克利是一个有眼光与节制的人，他不希望摧毁有钱人，而是靠减轻穷人的生活困难来保存富人及其商业。但是，他于公元前429年死后，民主派趋向过分偏激，以致寡头派再度勾结斯巴达，于公元前411年及公元前404年两度发动富人革命。然而因为雅典的财富充盈而且渐渐分散至多数人，并因为担心奴隶起来暴动，使全体公民有所顾虑，阶级斗争在雅典较在希腊其他国家更温和，而且更快达到妥协。希腊其他国家缺乏强有力的中层阶级，作为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缓冲。公元前412年，爱琴群岛的萨摩斯岛，激进分子夺得了政权，处死200名贵族，放逐400名，瓜分了他们的土地和房屋，建立另一个像他们所推翻的社会。公元前422年在莱昂蒂尼，平民驱逐贵族，但不久自己逃亡。公元前427年在科孚，寡头派暗杀了60名民主派的领袖，民主派攫取政权后，监禁400名贵族，并将其中50名在类似“公共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前加以审讯，并且将这50名贵族立即全部处决。目睹此种情形，被囚禁的贵族多半互相杀死对方，部分自杀，其余则逃往神庙寻求庇护，但被围困在里面，活活饿死。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叙述希腊的阶级斗争时曾说了一段永垂不朽的话：
人在7天中杀戮他们认为是敌人的同胞。虽然杀人的原因是企图推翻民主政治，但有人因私仇而被杀，也有人因人欠己钱而被债务人加害。各种各样的死无奇不有，通常在混乱中发生的暴行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有儿子被父亲所杀的，也有祈祷者从祭坛上被人拉走或被杀的。革命自这城蔓延到那城，最后轮到的地方，因曾风闻别处所发生的经过，其施行的方法及报复手段，变本加厉……科孚人中从未受到公平待遇或受尽统治者荼毒而思复仇的被统治者，及极欲脱离贫穷与贪求别人财产而图谋不轨者，首先做了罪恶的榜样；以朋党而非阶级的宗旨发端的斗争演变出的野蛮残暴行为，因人的激愤冲动而加剧……在城里，生活陷入混乱中，一向抗拒法律而现在反叛统治者的人性，更欣喜地表露出其尽情的放纵，它鄙视正义及一切处于优势的敌人……鲁莽大胆被认为是忠于盟邦的勇气，谨慎持重被看作怯弱的伪装，节制被当作缺乏豪迈的标志，缜密思虑被视为没有作为……
贪婪与野心所驱使下的权力欲望，是这些罪恶的根源……身居高位的政治领袖，一方面有人民政治平等的疾呼，另一方面有温和贵族政治的要求，他们趁机假装珍视某些公共事务，从中渔利。在个人的权势斗争中，但求达到目的，不惜任何手段……宗教不为双方所尊重，以华言掩盖罪恶，却是其所长……备受古人推崇的淳朴美德遭人讥讽，荡然无存。社会中壁垒分明，人不再为侪辈所信赖……安分守己的善良之士处于两派的倾轧中，因为其未加入纷争，或妒忌其置身事外，而遭到毁灭……整个希腊世界处在震撼痉挛中。
雅典之所以没有被此种变乱所湮没，是因为每一个雅典人在内心里都是个人主义者，喜爱私人财产，是因为雅典政府找出了在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使商业与财富获得适度调整的一个解决途径。政府果决地采取下述措施：限制嫁妆的数量、丧事费用及妇女的服饰；征收商业税并加以监督，实施标准度量衡及品质制度，以杜绝任何可能发生的流弊；限制粮食出口，制定严厉的法律，以管理及监督商人的经营方法。雅典政府密切注意粮食贸易，严厉禁止囤积——甚至处以极刑——规定购买小麦每次不得超过75蒲式耳，禁止对外运送货物，除非回程时运粮食到比雷埃夫斯港，规定凡到达比雷埃夫斯港的粮食，出口者不得多于总数的1/3。由政府囤储粮食，当物价暴涨时予以抛售。雅典政府决心做到的是：不使粮价偏高，不使人利用人民的饥饿获取暴利，不使雅典人挨饿。国家借征税及摊派各种捐款来调节财富，并劝导或强迫有钱人出钱支援海军舰队、戏剧以及穷人参加戏剧与运动竞赛的观赏费。但是雅典政府在另一方面保障贸易自由、财产私有、营利的机会，并认为这些是维护人类自由的必需工具，是刺激工商业发达、促进社会繁荣最强大的原动力。
在这种以社会调节经济个人主义的制度下，财富不断在雅典聚积，并且其分散的程度是可以防止剧烈革命的发生，至古雅典终了，私有财产制度依然无恙。公元前480至前431年，高收入的公民人数增加一倍。国家税收渐增，国家支出虽然也加大，然而雅典国库的充盈，为希腊历史中前所未有。雅典自由、商业、艺术及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稳固地奠定，除了将使其毁灭的战争外，足以承担黄金时代的任何耗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