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一个家庭或一个城市的货物有了剩余，而想与人交换，就有了贸易。贸易的第一个困难是运输费用，因为道路恶劣，而海路又凶险。最好的路是从雅典通往其东北的埃莱夫西斯城的“圣道”，其实也只不过是一条土路，而且往往因为太狭窄，不能通车。桥梁险象丛生，是用土堆砌成的堤道，被洪水冲塌的情形屡见不鲜。通常是用牛拉车，而牛性迟缓，赖其运输的商人不可能靠它发财。牛车脆弱不堪，每上路必抛锚或陷入泥泞，较妥帖的办法是用骡驮载货物，不仅要快一些，而且占路较少。希腊没有邮政服务，即使政府机关也是如此，有听差的跑跑腿就足够了，私人函件也必须等便人捎带。重要的消息在山头与山头之间用烽火或用信鸽传递。路边到处都有客栈，却成为盗贼与臭虫的藏身之所。在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中，即使连希腊酒神狄奥尼索斯也要问赫拉克勒斯，何处是“臭虫最少的酒肆和客栈”。
海运比较便宜，尤其是当航行像大多数情形那样限于风平浪静的夏天时。船票价钱低廉，花两个银币，全家人可以从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海港坐船到埃及或黑海，但由于船是造来作战或装运货物，船上没有伙食供应旅客。船的主要动力是风鼓帆，当逆风或无风时，由奴隶摇桨。最小的海洋商船有3帆30支桨，都在同一高度上，5帆的有50支桨。早在约公元前700年，希腊南部科林斯人就造好了第一艘3列桨库200人操桨的战船。到公元前5世纪，这类船的船头长而翘，非常壮丽，装载量已增加到250吨，一次可载运7000蒲式耳的谷物，而且每小时行驶8英里，成为地中海人们的谈资。
贸易的第二个问题是寻找一种可靠的交易媒介。每一个城邦都有自己的度量衡制度及货币，在100个边陲地区，人们兑换钱币时总是满怀猜疑，因为所有希腊国家的政府除了雅典外，无不以降低其硬币的成色来欺骗别人。“在多数城邦中，”一名匿名的希腊人说，“商人被逼运回其货物，因为他们得不到其他地区也能通行的钱币。”一些城邦铸造琥珀金币——金和银混合铸造——却互相竞争，在合金币中尽量少放金子。雅典政府自梭伦以后，以发行印有雅典娜女神的猫头鹰像的可靠货币，强有力地支持其贸易，“带猫头鹰到雅典去”这句希腊话的意思是“运煤到英国煤港纽卡斯尔去——多此一举”。因为雅典虽然历尽沧桑，但坚持不愿其银币贬值，雅典的“猫头鹰”为整个地中海区域所乐于使用，且有取代爱琴海地区当地货币的趋势。黄金在这一时期仍然被当作一种货物，称重出售，而不是一种贸易工具。雅典只是在很少的紧急情况下才用黄金铸造货币，通常与银的比率是1∶14。雅典最小单位的钱币是铜币，每8个兑换1个奥勃。奥勃是用铁或青铜制成的钱币，因其形状如爪或叉，故称之为奥勃。6个奥勃等于1个银币，2个银币换1个金币，100个银币等于1米纳，6米纳换1塔伦。1枚银币在公元前5世纪早期可买到1蒲式耳的谷物，像20世纪美国的1块钱一样。那时候雅典没有纸币，没有政府公债，没有股份制的公司组织，没有证券交易所。
但是有银行，当时经过一番艰苦奋斗挣扎才立住脚。那些不需要借钱的人谴责利息是一种罪恶，而哲学家也同意这种说法。公元前5世纪，一般雅典家庭如有积蓄，宁愿藏在自己家里，也不肯寄存在银行里。有些人以抵押品借钱，利率高达16％—18％，有人无息借钱给朋友，也有人将钱存放在庙宇的金库内。庙宇充作银行，以普通利率借钱给私人或政府，希腊中部德尔菲城的阿波罗神殿有几分类似全希腊的国际银行。没有私人贷款给政府，但政府与政府之间偶尔互通有无。柜台兑款人于公元前5世纪开始接受存款，并将钱借贷给商人，利率为12％—30％（视所担风险大小而定），就这样他变成了银行家。但直到古希腊结束，他还是保持他早先的称呼“掌柜的”（the man at the table）。这套方法是从近东学来的，希腊加以改进，并且流传至罗马，罗马又传给现代欧洲。波斯战争后不久，狄密斯托克利将70塔伦（42万美元）存放在科林斯岛银行家菲洛斯特·法努斯那里，和今天的投机政客将贪污来的钱寄存在外国银行的情形，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最早关于存钱在庙宇以外的引述。到公元前5世纪末，安提西尼和阿客斯特拉两人创立了后来在帕逊的领导下成为所有希腊私人银行中最著名的银行。通过这些私人银行家，货币比之前流通得更舒畅更快速，发挥更大的功效，而其所产生的便利积极地刺激了雅典贸易的扩张。
雅典经济的灵魂是贸易，而非工业或金融。许多生产者虽仍然直接销售货物给消费者，但是需要收购储囤及销售的市场中间人的情形日趋增加。在此种情形下，兴起了一种零售商，他们沿街叫卖或供应军队，或在节日庆典的市集，或在城市广场的商店、摊位以及城镇的其他场所推销货物。自由人、侨民或奴隶，到商店与生意人讨价还价，为家里办采购。雅典“自由”妇女的权利受到最严重的损害之一，是风俗规定不准她们上街购买东西。
国际商业的发展甚至比国内贸易更快，因为希腊各国已经了解国际分工的优点，因而各自专门制造某些产品。例如，制盾匠不必再奔走于各城邦之间，应需要制盾人的招请，在自己的工厂中将盾做好，送到国际市场销售。在一个世纪之中，雅典从家庭经济，各家庭几乎完全自给自足——至城镇经济，各城镇几乎完全自给自足——至国际经济，各国依赖进口，并且必须出口，以偿付外汇。雅典海军舰队曾有60年的时间始终保持爱琴海的平静，没有海盗出没。公元前480至前430年商业的繁盛，是在公元前67年庞培肃清海盗之前的数百年间所未曾出现的。码头、仓库、市场及银行，雅典比雷埃夫斯海港提供了一切贸易设施。不久，这个繁忙的港口成为东西方之间商业的主要分配与转运中心。“世界其他地方因四处分散不易买到的货物，”雅典演说家伊索克拉底说，“都可以很容易地在雅典买到。”“我们城市的重要性，”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说，“将世界各地的货物吸引到我们的港口。因此，外国水果对雅典人来说，和本国的水果一样能经常享受得到。”商人从比雷埃夫斯港运出的有酒、油、羊毛、矿物、大理石、陶器、武器、奢侈品、书以及由雅典各界与工厂制成的艺术品。他们带到比雷埃夫斯港的包括：来自拜占庭、叙利亚、埃及、意大利及西西里岛的谷物，西西里岛与腓尼基的水果和乳酪，腓尼基和意大利的肉类，黑海的鱼，小亚细亚北部帕弗拉哥尼亚的坚果，塞浦路斯的铜，英格兰的锡，黑海岸的铁，爱琴海北部萨索斯与色雷斯岛的黄金，色雷斯与塞浦路斯的木材，近东的刺绣，腓尼基的毛织品、亚麻、染料，塞利尼的香料，查尔西斯的剑，埃及的玻璃，科林斯岛的瓦，希俄斯岛与美利达斯城的床，意大利埃特利亚的皮靴和青铜，伊索匹亚的象牙，阿拉伯的香水和油膏，吕底亚、叙利亚及塞西亚的奴隶。这些殖民地不仅充做市场，而且是运送雅典货物至内地的转运站。西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诸城邦于公元前5世纪波斯战争期间及以后，因商埠重心已转移至普罗彭蒂斯及卡利亚而衰微，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取代了它们作为希腊大陆剩余物资与人口的出口地位。我们从公元前413年雅典5％的进出口货物税全部所得为1200塔伦，可以估计出爱琴海地区每年的贸易总额达1.44亿美元。
潜伏在此种繁荣中的危机，是雅典的粮食日益倚重于国外输入。因此，雅典坚持对赫里斯庞特海峡与黑海的控制，继续其自海岸与岛屿向海峡扩展的殖民工作，以及远征埃及（公元前459年）与西西里岛（公元前415年）。粮食依赖国外进口促使雅典把德洛斯联盟转变为一个帝国。于是，当公元前405年斯巴达人在赫里斯庞特海峡击溃雅典的海军舰队，雅典人的饥饿与投降便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虽然如此，雅典的致富以及在属国的朝贡下使其有力量从事文化的发展工作，就是因为这种贸易的关系。商人将他们的货物带到地中海的每一个角落，回来时他们的心胸变得敏慧而开阔，他们带回来新的观念与方法，打破了陈旧落伍的风俗习惯，他们以商业文化的个性和积极的精神代替乡绅家族的保守主义。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就在雅典汇合，互相激荡，将彼此从窠臼中推脱出来。古老的神话失掉其对人们心灵的控制力，人们有较多的闲暇，问题从探究中获得证实，科学和哲学在成长。雅典成为当时最蓬勃而富有朝气的城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