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公元前487年或更早，选举执政官的方法已经改为抽签。为防止有钱人的收买或无赖汉的笑脸攻势，必须想出办法不让他们达到当选的目的。为了不使选举在完全偶然的情况下举行，凡抽签抽到的人，在其就职前，必须接受委员会或法院严格的资格审查。候选人必须是：父母皆为雅典人、体格健全、无不良记录、虔诚祭祀祖先、完成各项军事义务、缴清全部税款。他的人生此时可能遭受任何一名公民的挑剔，像这样追根究底的审查会吓住条件差的人而不敢参加拈阄。假如他通过审查而成为执政官，他必须宣誓：尽忠职守，如接受馈赠或贿赂，愿献给神一座真身大的金像。事实上，9名执政官所掌握的重要权柄，自梭伦时代以后，逐渐被剥夺，其职掌现在仅限于行政方面的例行事务。首席执政官虽仍保留国王的空衔，实质上仅仅是雅典城主管宗教的官员。执政官需要每年9次从议会获得信任案，其措施与判断可能被送往委员会或民众法院审查，任何一名公民都可控告其不法行为。在其任期届满时，其全部官方行为、记录及文件，须经对委员会负责的管理小组的审查，对严重的过失可能处以重刑，甚至死刑。假若执政官逃过了这些民主的“生死关”，在其任期结束后，就成为最高法院的一员，但这仅是空衔，因为到公元前5世纪最高法院几乎已丧失其全部权力。
执政官群体仅为许多委员会之一，在议会、审议委员会及法院的指导与监督下，治理雅典城的政务。亚里士多德举出25个这类政治团体，并估计雅典城的官员有700人之多。几乎所有官员都是每年抽签决定的，因为各委员会委员不得连任，每一公民在其一生中至少可当上一年的雅典城政务官。雅典人不相信专家政治。
军事要比民政受到更大的重视。雅典的10名司令官，虽然也同样每年改派一次，并且须随时接受审查及罢免，但是在议会中公开选举而非抽签决定。这里所要求的是才能，而非声望。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议会曾45次选福基翁（Phocion）为将军，因为他确实具有敏锐的判断力，尽管他在雅典的人缘最差，并且也不隐瞒他对群众的蔑视。司令官的职权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而扩大，到公元前5世纪后期，他们不仅统率陆、海军，并且与外国谈判交涉，控制雅典城的总岁收与支出。总司令因此成为政府中最具权力的人，因为他可以年复一年地重选连任，他能使雅典因受其宪法限制而无法实现的目标得以继续。凭借这一项职务，伯里克利使雅典成为民主的君主国家达30年之久，所以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批评雅典的政治制度说，虽以民主为名，实际上是巨头政治。
陆军无异于选民。每个公民必须服兵役，而且在60岁之前都可能应征参战。但是雅典人的生活并未军事化：年轻时经过一段时期的训练后，很少再参加操练，不必穿着军服，不以军事上的事干扰老百姓。现役陆军的组成有：轻甲步兵，主要为较穷的公民，携带投石器或矛；重甲步兵，成员为有能力自己购置盔甲、盾、标枪的小康之士；由富人编组的骑兵，穿戴甲胄，配备矛枪及剑。希腊人的军队纪律超过亚洲人，这或许归功于希腊人在战场上讲求效忠与服从及平时政务上保持旺盛的独立精神的突出表现。但是，在公元前4世纪，希腊政治家兼军事家伊巴密浓达与马其顿菲利普王之前，他们还没有战争艺术及战略、战术原则。城邦周围都筑有城墙，而其防御——希腊各国的情形和我们一样——要比攻击有效；否则，人类将无文明遗传下来。围城攻打的军队，用链条抬举巨木，向后退再朝前撞击城墙，这就是在阿基米德之前所发明的攻城器械。至于海军，每年选派400名有钱人，令其招募水兵，并用政府所供应的材料，自费制造及装备3列桨座的战船，并使其保持良好状况。雅典用这种方式维持平时约60艘战船的舰队。
陆军与海军的维持费用是雅典政府的主要开支。政府的收入来自交通通行费、港口税、2％的进出口关税、每年每一侨民12银币的人头税、自由人与奴隶各半个银币的人头税、娼妓税、货物税、执照税、罚金、没收财产及朝贡。在庇西特拉图时作为雅典财源之一的农产物税，因为民主派认为有损农业的尊严而停止征收。大部分税包给收税官征收，除了交公外，自己留一份入私囊。从国有的矿产获得的收益相当大。紧急情况下，雅典征收财产税，税率按财产的比例增高。例如以这种方式，雅典人曾为了围攻米蒂利尼而于公元前428年筹集了200塔伦（合120万美元）。有钱人同时也被邀负责某些公共事务，诸如装饰使馆、配备海军船只、资助戏剧演出及音乐与运动竞赛。这些“礼拜仪式”由富人主动承担，也有部分为公意所迫而担负的。更使有钱人不安的是，凡被指定主持宗教庆典的公民，只要他能证明有人比他更富有，他可以强迫那个人将这份差使接过去，或者与他交换财产。自民主派逐渐扩张势力后，发现使用此种手段的机会与理由更多。另一方面，雅典的金融家、商人、制造业者及地主，都在研究隐匿及阻挠的艺术，并在酝酿革命。
除去这类的捐献与特别征收，雅典在伯里克利执政时的岁收约400塔伦（240万美元），加上附庸与盟邦的贡献600塔伦。经费的开支没有任何预算，或预先作款项的估计与分配。在伯里克利的节俭管理下，虽然费用空前浩繁，但国库年有积余，至公元前440年已结存9700塔伦（5820万美元）。这是一笔对任何时期的任何城邦都属于相当大的数目，也是一桩极不寻常的事，在希腊很少国家具有这样一笔积存，其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根本没有任何积余。希腊其他经费有积余的城邦通常将其存款寄放在城市的神庙中——雅典自公元前434年以后，存在帕特农神庙内。雅典政府不仅有权支配其剩余款项，而且有权支配为神筹募铸像的黄金；菲狄亚斯为雅典娜女神所筹集的黄金相当于40塔伦（24万美元），要搬动颇为不易。雅典存于帕特农神庙中的还有“娱乐奖金”，用来支付每年观赏宗教庆典中表演的戏剧与运动的民众。
这就是雅典的民主政治——历史上最狭隘也是最充实的：最狭隘，指其享受民主权利的人数很少；最充实，指全体公民在管制立法及治理公众事务上的直接与平等权利。这种制度的缺点将随着历史的揭露清晰地呈现出来。事实上，这些缺点已经被雅典诗人兼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宣扬。一个不负责任的议会，不援先例或修正，可能今天凭一时冲动投下票，第二天又懊悔不已，受惩罚的不是议会本身，而是执行其错误的那些人；立法权仅限于有资格参加议会的人；鼓励煽动并滥用贝壳投票，放逐贤能之士；以拈阄与轮流方式决定公职人选，年年换人，造成政府的混乱；党派相互倾轧，永远使政府的领导与治理骚扰不宁——这些都是雅典民主政治上的弊病，它将为此向斯巴达、菲利普、亚历山大及罗马付出惨痛的代价。
然而，任何一个政体都不是十全十美、永垂不朽的。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君主或贵族政治能将雅典治理得更好或保留得更久，也许只有这种纷扰的民主政治才有能量把雅典推上历史的一个巅峰。从前或自那以后，公民圈中的政治生活曾经有如此炽烈或具有如此的创造性吗？这一个腐败无能的民主政治至少算得上是一座学校：议会中的投票者聆听雅典最精明机智的人演说，法院中的陪审员的思维智慧因听取及辨别证词而变得更敏锐，公务员因行政责任的磨炼与经验而更成熟更具理解与判断力。“这个城邦，”希腊诗人西摩尼得斯说，“是人之师。”基于这些原因，雅典人才能欣赏并因而产生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剧院中的观众已在议会及法院中形成，并且吸收其精华。这种贵族式的民主政治绝非放任的自由主义，不仅是财产与社会秩序的守护者；它资助希腊的戏剧，建造帕特农神庙；它负责人民的福利与发展，为他们开拓“不仅要生活，而且要生活得很好”的机会。历史是能够原谅雅典民主政治的一切过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