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化的两个巅峰时代——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与其说是以较大的政治组织为基础，不如说是植根于城邦。希腊的地理环境对这一结果的促成可能有着重大的关系。希腊到处都被山岭或水域所阻隔，桥梁很少，道路很差，海洋虽是敞开的大道，但它所连接的只是商业上的城市，而非地理上的邻邦。地理关系并不能完全说明当时的城邦状况。同在波奥蒂亚的平原之上，底比斯与普拉蒂亚之间和底比斯与斯巴达之间存在着相等的分离主义。在同一个意大利海岸之上，锡巴里斯和克罗托那之间比锡巴里斯与锡拉库萨之间所存在的分离主义更多。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分歧使各城市不能结合，彼此间不是为了遥远的市场或谷物而互相斗争，就是为了控制海洋权而结为敌对的联盟。种族起源的不同更助长了他们的分裂。希腊人认为他们都出自一个种族，但是对部族的区分——埃奥利族、伊奥尼族、阿哈伊安族、多利安族——甚为敏感，雅典和斯巴达因人种的差异而互相嫌弃，同我们这个时代的种族仇视并无两样。宗教的差别加深了政治分离，正如政治分离加深了宗教上的差异一样。各地区和民族各有其不同的崇拜对象，因而导致了不同的节日和历法、不同的习惯和法律、不同的法院和裁判，甚至不同的边界，因为界碑所定的不仅是社会的界限，同时也是神区的划分，所谓“地区不同，宗教亦异”（Cujus regio，ejus religio）即基于此。以上各项因素和其他有关事项，共同形成了希腊的城邦体制。
城邦并非新奇的行政形态，我们可在荷马和伯里克利数百或数千年前的苏美尔（Sumeria）、巴比伦、腓尼基和克里特看到这类城邦。就历史而言，城邦是村落社会互相结合或发展的较高层次——也就是在一个地区耕种、属于一个群体、崇拜一个相同的神的人民所建立的共同市场、共同集合地和共同的裁判所。从政治看来，对希腊人而言，这种体制最能调和人类社会两个敌对而又波动的要素——秩序和自由，因为再小不够安全，再大容易形成暴政。就哲学家的期望和观点而言，最理想的方式是，希腊各城邦都具有本身的主权，然后依毕达哥拉斯式的和谐来互相合作。亚里士多德认为，城是一群承认一个政府而又能同时在一地集会的一群个人自由地结合。他认为如果人数超过1万公民，则不可能或不切合实际。在希腊文中，只用“polis”一词，就足以表达城和邦两种意义。
众所周知，这种政治原子论带给了希腊许多兄弟争斗的悲剧。因为伊奥尼亚未能团结自卫而屈服于波斯；因为整个希腊未能团结一致，虽有联邦与同盟之名，它所崇拜的自由终归破灭。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城邦制度，希腊也就无法成为希腊了。也只有通过这种公民的个人主义意识，这种几乎毫无限制的独立主张，此种制度、习惯、艺术以及宗教的差异，通过竞争和模仿，使整个希腊在一股强劲的激励下度过其他社会闻所未闻的一种热情、充实而富有创造力的人生。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否有和希腊城邦人口或面积略等的社会，一如希腊那种近乎骚乱的自由，向人类文明的洪流倾注同样众多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