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体制究竟产生了何种类型的人和何种方式的文明？最重要的是培养强壮的身体，能极度忍受艰苦和匮乏。一位酷爱奢侈享乐的锡巴里斯人曾对斯巴达人做过如下的评语：“斯巴达人在战时视死如归，义无反顾，并非可称赞之事，因为只有如此，才可免除艰苦劳动和悲惨生活。”在斯巴达，健康是最主要的德行，疾病是罪恶。柏拉图在发现这样一片没有医药也没有民主的土地后一定会心情愉快。在这里充满勇毅坚强，在无惧与胜利的纪录上，只有罗马人才可与斯巴达人相比。当斯巴达人在斯法克特里亚（Sphacteria）投降的时候，希腊人几乎不敢相信，因为从来没有听说过斯巴达人不战至最后一人，纵然是斯巴达的普通士兵，在许多情形下也是宁可自杀而不愿战败后苟且偷生。当斯巴达在留克特拉的灾难消息（其影响之大实际上是结束了斯巴达历史）送达主持吉姆诺皮狄亚竞技大会的各长官时，这些长官未发一言，仅仅把这些新烈士的名字增列到那个竞技会所尊敬的先烈的名单下（那个竞技会是为缅怀先烈而举行的）。克己、节制、对顺境与逆境处之泰然（雅典人曾把这些品性写出，但甚少实施），被每一个斯巴达公民视为自然。
倘若服从法律是一种德行的话，那么斯巴达人的德行是超过大多数人的。斯巴达国王德马拉托斯（Demaratus）曾经告诉波斯国王薛西斯（Xerxes）说：“虽然拉西迪蒙人是自由了，但他们并没有在所有事务上都获得自由，因为在他们上面有了法律，他们恐惧法律甚于你的人民恐惧你。”很少有民族（恐怕除罗马人及中世纪的犹太民族外）曾经像斯巴达人那样因尊敬法律而加强团结的。斯巴达在《莱喀古斯法典》的治理下，至少历经两个世纪之久，始终保持强盛的地位。斯巴达虽然未能征服阿尔戈斯或阿卡狄亚，但在伯罗奔尼撒联盟中除阿尔戈斯和阿哈伊亚外，它均能说服所有伯罗奔尼撒人接受其领导，而这个联盟在几乎两个世纪中（公元前560—前380年）维持了这个半岛的和平。全希腊都称赞斯巴达的政府和军队，在想废除横征暴敛的虐政时都向它求助。色诺芬（Xenophon）曾经告诉他人：“当我第一次注意到斯巴达在希腊各邦的杰出地位时不胜诧异，因为它的人口稀少，同时却享受着特殊的权力和社会声望。我对这个事实异常困惑。而后当我考虑到斯巴达的各种特殊制度时，我的怀疑随即消逝。”如同柏拉图和普卢塔克一样，色诺芬乐此不疲地称赞斯巴达的各种制度与习尚。当然，柏拉图在这里发现了他的乌托邦的轮廓。（因为人们对于理想的一种奇异冷漠，其乌托邦的轮廓于是遭到污玷蒙蔽。）由于许多希腊思想家对于民主的庸俗和混乱感觉厌倦和恐惧，因而逃避现实，转向于对斯巴达社会秩序和法律的崇拜。
因为他们并不居住在斯巴达，所以不妨对其尽量赞颂。他们也无法感觉出自私、冷酷和残忍等斯巴达特性；他们不能就所见的精选绅士或所赞扬的远处英雄，看出斯巴达体制除产生优秀战士外一无是处；更不能体会处在斯巴达的制度下，对于事物的思考力已被抹杀，以至于仅有肉体上的强壮与残酷存留着。由于这种体制、规范和风尚的胜利，使得在它崛起之前一度兴盛的艺术文物毁于一旦。因为自公元前550年后，我们就无法知悉斯巴达有什么诗人、雕刻家或建筑家。 只有群体的合唱和舞蹈仍旧保存，因为借此可以发扬斯巴达的纪律，同时也可以使个人消失在群体中。在商业上，斯巴达与世界隔绝，禁止人民旅行，忽视成长中的希腊的科学、文学及哲学。斯巴达变成了一个优秀的重甲步兵国，人人只愿终身做一个步兵。希腊的旅行家对于这样简单和朴实的生活、非常有限的公民特权，对于每种习惯和迷信的牢执固守，对于坚毅和纪律的颂扬与限制，气质如此高贵，目的如此卑贱，而效果又如此渺小等情形，异常惊异。同时，雅典人正在从以往千百次的不当与错误中，建立一个范围宽广但行动积极的文明。这个文明可容纳每一个新观念，急于与世界交往，且具忍耐、变化、复杂、丰美、革新、怀疑、想象、诗意、狂烈及自由等特性。这和斯巴达文明恰成鲜明对比，这个文明不仅使希腊文明多彩多姿，同时也几乎描绘出整个希腊历史的轮廓。
结果，斯巴达的狭隘意识和精神甚至背叛了它的内在力量，它不惜一切以求达成斯巴达的目的，到最后竟向征服者屈服到底，甚至将雅典在马拉松为希腊所获得的自由出卖给波斯。它沉湎于军国主义中，一度使它极为荣耀，也成为各邻邦痛恨的恐怖者。等它一旦倒下去的时候，所有国家都感觉惊异，但是没有人哀悼。时至今日，在这个仅有少许残留的废墟中，几乎很难看到一个雕像残躯或倾倒的石柱来证明希腊人曾经在这里居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