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在莱喀古斯之前的暗淡时期,仅为希腊的一座城市,与其他城市无异,但以歌唱与艺术著称(莱喀古斯以后,风尚即变)。音乐在该地异常普遍,并与古人相媲美。尽量追溯希腊历史,我们可以发觉希腊是一个歌唱的民族。斯巴达在战时,音乐也采取军事方式,即所谓强劲而简单的“多利安进行曲”;其他的曲子非但不予鼓励,而且如果多利安进行曲中有离谱时,还要依法律处罚。即使是特潘得,虽然曾赖他的歌声平息了一次叛乱,但只为了适合自己的声音,他竟敢在琴上另加一弦,因而遭到执政官的处罚,他的琴也被钉挂在墙上不得使用;到下一代,提摩修斯(Timotheus)将特潘得的七弦琴增为十一弦,然而直到执政官除去招致物议的各附加弦后方能参加竞赛。
斯巴达和英国一样,当从别的地方吸引来伟大的作曲家后,便使他们成为本国人。到公元前670年,可能是由阿波罗神谕的吩咐,将特潘得自莱斯博斯岛接到斯巴达,以筹划卡尼亚(Carneia)节日的合唱比赛。同样的,在公元前620年将泰拉塔斯自克里特招来,不久,提尔泰奥斯(Tyrtaeus)、阿尔克曼(Alcman)及波利门斯吐斯(Polymnestus)也相继而来。这些人的工作主要是制作爱国歌曲,并训练群众合唱。斯巴达很少对个人教授音乐,特别注意群体精神,所以音乐也采取群体形式,在重大的歌舞节日举行团体比赛。这种合唱方式也使斯巴达人获得了另外一种纪律和集体行动的训练机会,因为每一个声音都需要与领导人和谐一致。在海厄辛西亚(Hyacinthia)王阿格西劳斯(Agesilaus)的宴会上,每个人都要按合唱指挥者指定的地点与时间歌唱;在吉姆诺皮狄亚(Gymnopedia)的节日,全体斯巴达人不分年龄性别,都要参加和谐舞蹈和对唱的集体行动。这种行动无疑对其爱国情绪的激发有很大作用。
特潘得是诗人、音乐家中最杰出的,他在萨福之前一代揭开了莱斯博斯岛的伟大时代。传说中,特潘得发明了宴饮歌,并且将当时的弦琴从四弦增至七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七弦琴和米诺斯一样古老,据推断,人们在远古以前已在纵酒歌唱。诚然,特潘得曾经在莱斯博斯岛获得了基萨罗得斯(Kitharoedos,抒情音乐作曲家和歌唱家)的声誉。由于在争斗中他杀死了一个人而被放逐,后来发觉接受斯巴达的邀请可能会有很多便利,因而到了斯巴达。他似乎在那里靠教授音乐和训练合唱度过了余生。据说他死于一个宴会上,当他正在歌唱时(可能是正在唱他在音阶上所增列的一个音符时),一个听众向他投掷了一个无花果,恰好投入他口中并进入气管,因而窒息而死。
在第二次麦西尼亚战争时,提尔泰奥斯在斯巴达继续特潘得的工作。提尔泰奥斯来自阿菲德纳(Aphidna)——可能在拉西迪蒙,也可能在阿提卡。雅典人有一个关于斯巴达人的笑话,大意是当斯巴达人将要在第二次战争中失败的时候,一个跛足的阿提卡学校校长挽救了失败的厄运,这个校长的战歌唤醒了委顿的斯巴达人,鼓舞了他们的士气,因而获得了胜利。显然,他是在大众集会的时候奏笛唱出自己的歌声,设法将战场的失势转换为令人欣羡的胜利。我们在他的断简残篇的歌词中还可发现如下的记述:“勇者为国家奋战时,必勇敢争先,男儿当求战死于阵前……让我们每个人站稳脚步,脚踏实地,坚忍不拔……让我们齐步并肩,盾甲相连,豪气冲霄汉,壮士视死如归去,勇者马革裹尸还,所有枪剑齐指,奔向敌人,不胜誓不还。”斯巴达王里昂尼达斯(Leonidas)曾说:“提尔泰奥斯实在是激励青年的能手。”
阿尔克曼是提尔泰奥斯同时代的歌唱家,也是其朋友兼竞争对手,但阿尔克曼歌唱类别较广,且较为通俗。阿尔克曼来自遥远的吕底亚,有人说他曾经是一个奴隶,虽然如此,因为那时拉西迪蒙人还没有学会憎恨外来人(这种憎恨外来人后来成了《莱喀古斯法典》的一部分),所以依然欢迎他。而后的斯巴达人对于他给予爱情与食物的颂扬,以及他所罗列的拉哥尼亚酒名单感到惊异。传说他极为好古,同时对女人的追求永无餍足。在一首歌曲中,他告诉人们如何幸运地离开了萨迪斯(Sardis),因为在那里他可能成为一个被阉的西芭莉祭司,幸而来到斯巴达,可以与他的金发情妇自由相爱。他为我们揭开了情诗诗人时代(至诗人阿那克里翁达于极盛)的序幕,同时被亚历山大时代的批评家选为古希腊“九大抒情诗人”之一,并且高居首位。 他可以谱出赞美诗歌,也可以写出醇酒美人的曲词,斯巴达人特别热爱他为女合唱团所作的处女之音。在遗留的残篇中,我们还不时可以体察出那些蕴含在诗歌中的想象力。有一段大意如下:
沉睡于山巅,沉睡于溪谷,在山涧,在肩部;虫类出自土壤,牲畜食于山麓,蜜蜂繁衍不息,巨怪出没海底深处;所有生命均安眠,仅有群鸟翱翔云端。
我们不难从上述各诗人而得知斯巴达人并非永久黩武好勇,在莱喀古斯以前的一个世纪中,他们与其他希腊人一样珍视诗歌及艺术。当雅典戏剧家编写剧中合唱抒情诗歌时,虽然对白是用阿提卡语,但诗歌是用多利安方言,足见合唱诗歌与斯巴达人关系之密切。在那个太平盛世,究竟是否还有其他艺术盛行于拉西迪蒙,很难判定,因为斯巴达人本身也疏于各事迹的记载与保存。拉哥尼亚陶瓷和铜器在公元前7世纪时颇负盛名,一些次要的艺术也为少数富人增添了若干享受。但这个小型的文艺复兴却因各次麦西尼亚战争而终止。被征服的土地由斯巴达人瓜分,战俘的增加也使奴隶数字倍增。但3万公民如何能长久控制4倍于他们的皮里阿西和7倍于他们的奴隶?在这种情形下,只能放弃对艺术的热衷和追求,把每一个斯巴达人都变为兵士,并且保持高度战备,以便随时可以扑灭叛乱或发动战争。《莱喀古斯法典》已达到此目的,但其所付出的代价甚大,除政治外,从各方面而言,竟使斯巴达退出文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