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新兴日本的财富与国力在急速成长，但基础并不稳固。其人口增加迅速，在圣德太子时仅300万，丰臣秀吉时是1700万，吉宗时是3000万人，及至明治末期（1912年），人口已逾5500万。 百年之间，人口倍增，本来山多地少的日本，颇难维持增加的数百万人口。面积仅为美国1/20的弹丸之地，却需供养几等于美国半数的人口，除致力于工业生产外别无他途。然而，更不幸的是日本先天缺乏工业上所不可欠缺的燃料及资源。源自山地流向海洋的河川有利于水力发电，但是全面的开发也只能增加1/3的供电量，仍不能满足需求。煤几乎到处都有，可惜大都隐藏于边远的九州及北海道诸岛，石油则储藏在库页岛。但工业上最基本的铁砂，在日本境内最为缺乏。然而日本的生产能力及资源的价值与一般人低等生活水准相比较的话，仍属偏高，这是因为国内的消费远落生产之后，而每年工厂又不断改善装备。因此，国内的剩余产品只得向国外推销。
在这种背景的酝酿下，帝国主义开始萌芽。这是基于经济上的动机，通过政府的推动，某些外国地区成为日本工业燃料与原料的来源，并成为其商品的倾销市场与利润攫取之所在。日本能够从何处寻找此种机会与原料呢？他不能窥视中南半岛、印度、澳洲或菲律宾，因为这些地方已为西方列强预先占有，何况它们对西方国家实行优惠关税，抵制日本货物的售卖。于是近在咫尺的中国，成为日本理想的市场。中国的东北拥有日本最迫切需要且最缺乏的铁、煤，及日本国内生产不够理想的小麦，还有工业、税收及战争所迫切需要的人力。基于这些原因，日本注定要夺取中国的东北。这完全与英国取得印度与澳洲，法国占有中南半岛，德国夺取山东，俄国强占旅顺，美国拥有菲律宾如出一辙——列强需要权力。任何借口都是不必要的，所需要的只是武力与机会，依据达尔文的理论：弱肉强食是不择手段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欧洲经济的崩溃，先后给予日本发展的机会。欧洲大陆正陷于战火之中，日本（与美国一样）不仅加速生产，扩展市场；同时吞并欧洲列强在远东的殖民地，为所欲为。1914年日本借口英日同盟，进兵中国山东半岛。一年之后，又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如果中国接受日本的要求，无异于使庞大的中国变为日本的属地。
条款的第一部分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对山东的宗主权；第二部分要求日本享有某些工业上的特权，及日本在中国东北以及外蒙东部的特权；第三部分要求中日共同经营大规模的矿业公司；第四部分（为防止美国在福州附近寻找加煤站）迫使中国声明“沿海岛屿、港口一律不得割让给第三国”；第五部分建议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应聘请日本顾问，中国主要都市的警察权力由中日两国共同行使，中国半数以上的军火应向日本购买，日本得在中国建筑三条重要铁道，日本有权在福建省内自由地修筑铁道、开矿及建设港口。
美国抗议日本某些条款违背了中国领土的完整以及门户开放的原则。日本只得撤销第五部分，并对其他部分酌加修改，并于1915年5月7日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翌日中国被迫接受。唯中国人对日货的抵制亦随之而起。日本人依据历史上的先例，认为经济的抵制难以阻止价廉的引诱。1917年，温文儒雅的石井菊次郎子爵（Viscount Ishii Kikujiro）设法向美国人说明日本的立场，并游说国务卿兰辛（Secretary of State Lansing）签订美日协定，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利益，尤其是对于与日本相毗邻的地区”。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中，美国国务卿休斯（Secretary of State Hughes）得到日本保证，承认中国门户开放之原则，并同意日本海军吨位达到英、美的60％。 日本并同意将大战期间得自德国人手中的山东部分权利（青岛）交还中国。于是英日同盟随之无疾而终，而美国则陶醉于永久和平的幻想中。
正当美国对未来充满信心之际，其外交政策却陷入了极严重的失败。鉴于日本人大量涌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所带来的困扰，老罗斯福总统于1907年平心静气地与日本政府秘密谈判，达成“君主协定”，日本政府同意禁止劳工再向美国移民。然而，早在美国定居的日本人，繁殖力之高，令美国西部各州感到惶恐不安，有些州甚至立法禁止外国人置产。1924年，美国国会决定限制移民，规定配额原则仅适用于欧洲，亚洲各民族一概不得援用此项原则。 据此以限制亚洲各民族的移入。当时国务卿休斯曾抗议说：“就立法目的而言，此项立法似无必要。”但此举更激怒原已冲动的议员，他们认为国务卿休斯的评论不过是屈就于日本大使指陈此法将带来“严重后果”的情况而发，于是在反感的热潮中通过了移民法案。
日本举国上下为此蓄意的侮辱而震怒，到处开会、演说，更有一极端的爱国主义者切腹于井上馨的府前，表明对国耻的抗议。唯日本政府领导者了解1923年日本大地震以来，国力大伤，不得不暂时含辱，等欧美一旦衰弱，机会来临时再一雪前耻。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却接踵而来，日本期待已久的称霸东亚的机会业已来临。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铁路与投资因受到中国政府的竞争，岌岌可危，于是借口日本商人受到东北当局的虐待，派遣陆军于1931年9月进军中国东北。中国当时正值革命，秩序荡然，各省倡行分治，政客受贿，因此对日本的侵略行动，除再度抵制日货外，别无良策。1932年日本更借口抗议中国抵制日货的宣传标语，进犯上海，但仅掀起中国微小的抗拒。而当时美国的反对意见也仅能得到欧洲列强“原则上”的支持，因为列强正为它们各自商业的利益自顾不暇，对于日本在远东对白人霸权的挑战行为，不愿采取联合一致的行动。国联曾任命一委员会在李顿爵士的领导下，作一个彻底而公正的调查报告。日本遂自国联中退出，其所持的理由与1935年美国所持不愿由与其为敌的国际法庭来判决，可谓不谋而合。由于中国对日本货物的抵制，自1932年8月至1933年5月间，输往中国市场的日本货减少了47％，但却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南海各地得到新的市场。1934年，日本外交官得到中国政客之助，与中国签订《最惠国关税协定》，以与西方列强抗衡。
1932年3月日本扶持原清朝皇帝溥仪为新成立“伪满洲国”的行政首长，2年后正式立溥仪就皇帝位，年号康德。设置百官，由日本人或依附日本的中国人任职，每一中国官吏之后必有一日本顾问。表面上虽仍然维持门户开放政策，但实际上则千方百计将“伪满洲国”的贸易与资源设法由日本人加以控制。日本移民“伪满洲国”并不理想，但日本的资金却大量涌入。为了达到商业及军事上的目的，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广建铁路，改善公路，并与苏俄谈判收购东北铁路问题。日本陆军精明能干，不但幕后主持新成立的“伪满洲国”，并遥控东京的决策。此外，还怂恿溥仪进占热河，进逼北平，唯时机尚未成熟，只好暂为退却。
同时，在南京的日本外交代表，不惜重利引诱中国政府接受日本在中国政治、经济方面的领导地位。日本计划在征服中国或以贷款方式控制中国之后，即转以对付它的旧敌——过去是俄帝，现在是苏联。远东最大的西伯利亚单轨铁道，沿着蒙古骆驼商队之路线，经由张家口与乌兰巴托，或穿越“伪满洲国”的边界而至赤塔，或经过其他数百处易受攻击之点，这几乎团团地把“伪满洲国”包围着，于是日本陆军准备对这条由海参崴通往苏联首都的铁道加以打击或切断。苏俄亦枕戈以待冲突的来临。它在库兹涅茨克及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大规模开拓煤矿，兴建钢铁工厂，以便随时可以生产军备；在海参崴，成群的苏俄潜艇正静待着日舰的来临；而数以百计的轰炸机也不断地监视着日本的生产与运输中心，及其以易燃木材建筑的都市。
在日苏对峙的幕后，西方列强亦感到焦虑不安：美国为失却中国市场而烦躁；法国对是否能维持中南半岛也深感疑虑；英国不仅在中国境内受到日本的竞争，在澳大利亚及印度亦受干扰。然而，法国宁可在财政上资助日本，而不愿与之为敌；狡猾的英国，采取旁观的态度，希望在亚洲贸易的每一竞争者自相残杀，以坐收渔人之利，重执世界贸易牛耳。利益的冲突日趋尖锐，而争夺亦日趋明朗。日本坚持在其境内的外国石油公司，应该维持足供日本半年使用的储量，以备不时之需。“伪满洲国”的石油全由日本垄断。纵使在美国的抗议及乌拉圭总统的否决下，日本仍能赢得乌拉圭国会的核准，在拉普拉塔河（River Plate）设置一自由港，便于输入免税货物或日本商品。日本在拉丁美洲商业及财政上的发展，远不及德国，德国在南美洲商业的迅速发展，加快大战的早日爆发，也促使美国参战。当人们开始忘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另一场大战却正在酝酿。
美国是否必须与日本打仗？美国的经济制度使资产阶级享有科学管理及劳力所创造出的庞大无比的财富，但因国内消费有限，以致生产者无法继续等量的生产。于是极力争取国外市场，避免国内滞销，导致生产中断。然而，此一情形就日本经济制度而言，显然更加迫切。日本必须征服海外市场，不仅为了借以维持其业已集中的财富，而且可以确保日本工业所不可或缺的燃料与原料。无比讽刺的是，1853年被美国唤醒的农业国日本，当其进入工商业社会后，却汇集了全国的力量与技术，并以武力征服或外交手段等方式，去控制美国所欲推销其剩余产品的亚洲市场。历史证明，当两国竞争同一市场时，其经济竞争处劣势的国家，倘若其武力与资源较为雄厚，势必向他国开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