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明很少因外来因素而灭亡：在外来的影响或攻击结束一个文明，或改变其基本结构以前，该文明的活力必因内部的衰微而遭削弱。一个统治家族甚少具备长久统治所需的坚韧活力与敏捷适应力。因为王朝的开创者在角逐天下时，其家族之精锐已耗费大半，于是乃由平庸之才担负那唯有天纵之士方能负荷的治国重任。家康之后的德川家族治理国事尚可称职，然而除吉宗（Yoshimune）之外，罕有激奋之辈。在家康死后8代之内，封建藩主时有叛乱，动摇了幕府统治，他们或拖欠税收，或拒绝纳税。如此，政府虽竭力节俭，而江户财库却仍无力支持保卫国家安全之所需。两百余年的太平盛世既腐蚀了武士的斗志，也使人民难以适应战争所带来的困苦和牺牲。好逸恶劳的习尚取代了丰臣秀吉时代的简朴刻苦。因此，亟须保卫国家主权之际，日本人乃发觉举国上下身心俱缺武装。日本知识界因和外国隔绝而感烦躁，同时对于传闻中欧美文物之盛亦不免好奇。知识界研究贺茂真渊与本居宣长等人作品，私下并视幕府为违反皇朝延续的僭越者。同时，知识界也无法对于天皇神圣与德川家族所宣称的天皇贫乏无能之间取得统一认知。有些人甚至隐藏于吉原及其他地方，向城市秘密散发传单，激昂地呼吁打倒幕府，恢复天皇统治。
当此政府疲惫无力之秋，传来惊人的消息——1853年，一支美国舰队罔顾日本政府禁令，擅自驶进浦贺湾（Uraga Bay），其统帅坚持要会见日本最高当局。时美国海军准将佩里（Commodore Perry）率战舰4艘，兵卒560员。佩里并未以这支尚可观的兵力耀武扬威。他仅致幕府家庆将军（Iyeyoshi）一礼貌周到的文翰，保证美国政府所求者，不过是要日本开数处港口以供通商，及日本政府妥作安排，保护在日本海边失事之美国船员。适逢太平天国之乱，佩里一行遂即回航其在中国海域的基地。1854年佩里率一支更强大的舰队重抵日本，并携带一些准备馈赠日本天皇、皇后及皇族亲王的礼物——包括香水、时钟、火炉、威士忌酒等。新立的幕府家定将军（Iyesada）虽未将那些礼物转给皇室，但却同意与佩里签订《神奈川条约》（The Treaty of Kanagawa）。此条约实际上是对美方所有的要求予以让步。佩里对日本人的礼仪称赞备至，且以并不完全的远见宣布曰：“倘若日本人前往美国，即可发现全美国可航行的水域对他们都开放。即使是加州的金矿区也不会禁止日本人前往。”在此条约以及后来签订的几个条约规定下，日本乃开放主要港口以供外来之贸易。关税有特别的规定，其数目也是有限的。日本同意欧美国民在日本犯罪归其本国驻日领事法庭审判，并禁止日本对境内所有基督教的迫害。同时，美国答应将日本所需要之军火战舰售予日本，并借给日本军官技士以教导战术。
这些条约使日本人备感悲痛，虽然日本人后来也承认这些条约是演化与命运的公平工具。有些日本人愿不惜代价与外国人一战，以驱逐外国人，恢复一个自主的封建农业政权。也有一部分人则了解学习西方的必要，反对驱逐外国人。他们主张日本唯有尽快学习西方的工艺技术及现代战争之术，才可避免重蹈中国连连败北而受欧洲列强经济宰割的覆辙。西化运动的领袖以惊人的手笔，在封建藩主的帮助下，推翻幕府，恢复天皇统治。然后以天皇的权威推翻封建制度，并介绍西方工艺技术给日本。1867年，封建藩王说服幕府最后的将军德川庆喜（Tokugawa Yoshinobu）逊位。庆喜说：“几乎所有的行政措施均欠完善，本人惭愧地承认，目前这种令人不满的情况乃由于本人的缺点和无能所致。与外国接触既已日趋广泛，除非由一个中央权力集中统治，否则国家基石将告破碎。”明治天皇简要答之曰：“德川庆喜恢复朝廷统治的提议已被接受。”于是，1868年1月1日，“明治时代”正式开始。其对神道旧宗教加以修改，并广泛展开宣传，使人民相信：复辟的天皇属于神圣的皇朝一系，并且圣明天纵，其命令应如神的谕旨般被接受。
在此新权力的武装下，西化运动倡导者完成了迅速转变日本的奇迹。伊藤博文（Ito Hirobumi）与井上馨（Inouye Kaoru）勇敢地冲破禁令阻碍，到达欧洲学习工艺与制度。欧洲的铁路、汽船、电报及战舰，都令他们叹为观止。两人带着欧化日本的决心回国。于是日本政府雇用英国人监督铁路建设、电报设置及海军的建立；雇用法国人修订法律，训练陆军；雇用德国人参与医学与公共卫生组织；雇用美国人助其建立普及教育制度；为使诸事更臻完善，乃雇用意大利人教授日本人雕刻和绘画。这些措施虽不免引起短暂流血反应，而日本精神亦时起而反抗这种人为的异端变革，但是，获得最后胜利的是机器，工业革命把日本带进了新领域。
这个革命（日本近代历史中唯一的真正革命）必然提高了财富与经济力量而形成一个阶级。这个新阶级——制造商、商人及金融家——在传统的日本曾是社会的最低阶层。他们就是日渐抬头的资产阶级，静静地用其财富与影响，首先摧毁了封建制度，然后企图削弱皇权。1871年，政府说服封建贵族放弃传统特权，然后以政府公债换取贵族土地，以示安抚。 借着这种利害关系，使旧日贵族仍然忠心耿耿地效忠政府。政府借此大胆而为，很容易使一个中世纪国家转变成一个现代国家。伊藤博文于二度游欧归国后，又仿照德国建立一个五等爵位的新贵族制度，分爵位等级为公（Prince）、侯（Marquise）、伯（Count）、子（Viscount）、男（Baron）。然而这些新贵系赏赐推行工业化有功人士的头衔，与封建社会的公爵迥然而异。
在伊藤博文锲而不舍的奋斗中，一个民主政治的雏形终于形成，促使各阶级的英才得以毕其精力，共同为国家急剧的经济成长而努力。依据1889年颁布的首部宪法，天皇唯我独尊地居万民之上，拥有全国的土地，统率全国海军、陆军，负有统一全国、维持国脉等特权。基于他个人的同意，赋予参众两院立法之权，国务大臣不但由他任命，而且只向他负责，而非向两院负责。在此之下则是一个由具有严格财产限制46万选民所组成的选举团。渐次放松选举权的限制后，1928年的选民遽增至1300万人，出人意料的是，政府腐败的现象与民主政治的推进等量齐观。
与民主政治俱来的是基于拿破仑法典，并从中古封建社会脱颖而出的日本新法典（1881年）。言论、出版、集会、信仰等自由，通讯及居住地不可侵犯，非依法律正当程序不得任意逮捕或处罚等一系列基本人权都得到相当的保障。严刑迫供也加以废除，对本属于社会阶层的最低阶级——秽多（Eta）——也破除歧视，在法律上与其他人处于平等的地位。监狱获得改善，犯人的工作也有些许报酬，当他们获释时，更有一笔资金供其重建事业之用。尽管法律的规定相当宽厚，但犯罪者仍极鲜少，倘若守法是文明的标志，日本（除少数暗杀事件外）在当今国家中，必定是名列前茅。
日本海军、陆军除由天皇统帅外，不再隶属于其他的人，此乃是新宪法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日本人鉴于1853年丧权辱国的条约，决心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一方面得以主宰其本国的命运，另一方面更可称霸于远东。日本不但建立了征兵制度，而且使所有的学校成为军事训练基地及培养国家主义的温床。日本人以其惊人的组织及守纪律的天赋，瞬息构成强大的军力，得以与“外夷”居于平等的地位进行谈判，且着手进行西方列强所不能实现的所谓吞并中国的计划。1894年，日本反对中国派兵赴朝鲜平乱，且对于中国主张对朝鲜的宗主权更无法接受，终向中国宣战。使西方国家为之咋舌的是，日本在短期内居然击败了中国，迫使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割让台湾与辽东半岛以及旅顺港，此外尚有2亿两银子的赔款。俄国取得德、法的支持，联合 “劝告”日本放弃占领辽东半岛，但由中国付给3000万两银子。在三国的压力下，新兴的日本知道无法与之抗衡，对三国的要求让步。然而，日本对俄国所举耿耿于怀，俟机报复。
此后，日本上下一心充实战力，希望在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在俄国面前一雪前耻，并利用英国恐惧俄国势力向印度洋延伸的心理，与“海上王国”之称的英国签订盟约，在此条约下，两国同意，任何一国与第三国发生战争，另一国必须照应。英国外交上付出如此重大的代价是难得一见的。当1904年日俄战火引燃之后，英、美财团曾大力支持日本击败沙皇俄国。乃木大将占领旅顺后，随即挥师北上，制造了空前的沈阳大屠杀。在外交及军事上，德、法都倾向俄国，而美国罗斯福总统则公开表明支持日本。此时，俄国29艘船只所组成的舰队，正绕道好望角东来，从事现代史上最长的海战航行，进而压迫日本本土。日本东乡元帅（Togo）首次将无线电应用于海军通讯上，对俄国舰队的动态了如指掌，在1905年5月27日，终于击溃俄国舰队于对马海峡。是役东乡元帅曾电告其属下说：“日本兴亡决于此役。”结果日本阵亡116人，受伤538人；而俄国则死亡4000人，被俘7000人，舰队除3艘逃离外，均被击沉或俘获。
“日本海之役”为现代史的转折点。此后非但使俄国停止向中国领土的扩张，也使西方在东方的统治告一段落。亚洲再度抬头，成为本世纪政治进展的重心。此后，中国计划掀起革命，印度也开始追求独立。然而，就日本而言，所关心的并非是自由的伸张，而是权力的取得。它获得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越地位。更进而在1910年并吞了一度具有高度文明的朝鲜古国。明治天皇不仅是位贤明君主，更是艺术家、诗人，他在位十分长久，当他于1912年驾崩时足可告慰创造日本的祖先神明。在明治统治的初期，日本命运仍操纵于西洋人手中，如今已成东方霸主，且正向世界历史的轴心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