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说西北欧文明源于希腊与罗马，但却很难说日本是自朝鲜与中国输入文明的。我们可以把远东各民族看作同一人种与文化单元，就如同在一个国家之下有许多省份一样，在其中每一部分因时因地产生与其他各部同种并相互依赖的艺术与文化。因此，日本的陶器可说是远东制陶术的一部分或一个时期，基本上类似中国的陶器，但更为精美。远在7世纪朝鲜艺术家到达日本之前，日本的陶器仅仅是塑造粗料供一般用途的工业而已。显然，在8世纪之前，远东还没有上釉的陶器，更谈不上上釉的瓷器。及至13世纪后，茶传入日本，则促使陶器工业变成艺术。中国宋朝茶杯随同茶传入日本，引起日本人普遍的赞美。1223年，一位日本陶工加藤白左卫门（Kato Shirozemon）冒险前往中国研究制陶术有6年之久，归国后即在濑户（Seto）自设工厂，自后其制品远胜于日本先前的一切陶器制品，而濑户物（Seto-mono）或濑户陶器（Seto-ware）遂变成日本陶器的通称，就像17世纪英文以 Chinaware 这个名词来称呼瓷器一样。由于赖朝将军（Shogun Yoritomo）曾定出式样将白左卫门的茶罐制品作为赠品酬劳一些略效小劳的人，更提高了白左卫门的前程发展。现在残存的敏郎烧（Toshiro-Yaki） 样品已是价值连城，他们将这些样品包以珍贵的锦缎，收藏在最精致的漆器盒里，而其拥有者一提及此陶器便屏神静气，有如贵族鉴赏家。
300年后，另一位日本人村崇（Shonzui）又慕名到中国研习著名的陶器。返国后即在肥前（Hizen）之有田（Arita）设厂制造。然而，他感到苦恼，因为在其本国的土质中极难找到像中国那样适用的黏土来制造一个好杯；其制品据说主要成分乃是他的工匠的骨头。尽管如此，他的回回青陶器（Mohammedan blue）却是极其优异，即连18世纪之中国陶匠仍争相仿效并冒名外销。其作品迄今仍被誉为日本伟大画师的杰作（陶器上带画）。约在1605年，朝鲜名匠李三牌（Risampei），在有田地区之泉山发现储量极多的陶石，此后肥前就成为日本制陶工业的中心。同时，在有田，著名的酒井田柿右卫（Kakiemon）从一个中国商船船长处学会了涂瓷釉术之后，经过他不断的努力，其名字几成为他那上过釉外观精美之瓷器的别名。在伊万里（Imari）的港口，荷兰的商人运载了很多肥前制品到欧洲，仅1664年一年之间就运走了44 943件。而此光辉的伊万里烧（Imari-Yaki）变成了欧洲最风行的东西，并且鼓舞了凯泽（Aebregt de Keiser）在荷兰的代尔夫特（Delft）的工厂中开创了荷兰制陶业的黄金时代。
同时日本茶道的兴起也刺激制陶业的进一步发展。1578年织田信长在茶道大师千利休的提示下，向居于京都的一家朝鲜人订购了大量的茶杯与茶具。几年之后，丰臣秀吉以一个金图章相赠以示酬谢，使得该家陶器乐烧（Raku-Yaki）几乎成为茶道的必备珍品。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未果，却带回了很多俘虏，其中有一些是艺术家。1596年岛津义弘（Shimazu Yoshihiro）带给萨摩藩（Satsuma）100多个朝鲜技术人员，其中包括17个陶工。这些人员以及其后继者使得色彩华丽的日本陶器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良好声誉，更使意大利的一个城镇以陶器（faience）命名。日本陶器艺术的最伟大名家是京都的野村仁清（Ninsei），他不仅首创釉陶，而且精益求精，因此其制品广被收藏家所珍视，也使其商标更容易被冒用。由于他的努力制作，该装饰精美的陶器在京城里产量达到惊人的程度，在京都的某些地区，每一个二流的家庭都变成一个小陶器制造厂。声望稍逊于仁清的是乾山（Kenzan），他是画家光淋之兄。
在制陶业的历史中经常有吸引人的传奇出现，后藤方次郎（Goto Saijiro）怎样设法把制瓷术自肥前带到加贺？ 在九谷村的附近发现了一层适合于制造陶器的石床，该省封建地主决意在此地区设立一个瓷器工厂，因此后藤被派到肥前去研究烧炼与设计等制陶方法。可是制陶术是极保密而不轻易外传的，因此有一段时间后藤颇感苦恼。最后他假扮仆人到一陶工家充任贱役。3年后他的主人允许他到制陶厂去，后藤就这样在那里工作了4年多。其后他舍妻离子逃回加贺，尽将所学报告其主人。此后（1664年）九谷的陶器取得主流地位，而九谷烧（Kutani-Yaki）被誉为日本最好的陶器。
在18世纪肥前制陶业之所以能保持领导地位，乃系平户（Hirado）的封建地主对其工厂工人仁慈照顾的结果。有一个世纪的时间（1750—1843年）平户的茶道用陶瓷器，曾执日本瓷业之牛耳。至19世纪善五郎（Zengoro Hozen）借仿制精致而超过原平户制品，遂将制陶领导地位带到京都。19世纪后半叶，日本将从中国进口一直维持粗糙原状的陶器，发展景泰蓝加釉，随后在制陶业上获得世界的领袖地位。在同时期，因别地的制品品质低劣，更由于欧洲对日本陶器的需要量日增，导致一种投合外国人喜爱的装饰夸张的式样，遂影响到制造的技巧，也削弱了此种艺术的传统价值。此地也如同他处一般，该项工业的发展一度蒙上了阴影。大量生产取代了品质鉴赏，大量消耗也取代了区别爱好。也许在发明达到兴盛阶段，以及社会组织与经验已经散播休闲的观念与创造的乐趣时，咒骂也许会变成祝福；工业的发展也许毫不吝惜地赋予大多数人以舒适生活，而工作者付出较少时间于机器操作之后，也许会再变成一个艺人，借着个人喜好的风格，将机器生产变成人格与艺术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