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方国家中，家庭为社会秩序真正泉源的事实，远比西方国家明显。在日本或是其他的东方国家，父亲的万能并非显示社会落后的情形，而是表示父亲对家庭制度的喜好远超过其对政治政府的喜好。由于国家较弱，因此东方的国家远不如西欧国家重视个人，他们须求一个强而有力的家庭组织以取代中央权力。家庭才有自由，个人没有自由；因为家庭不但是生产的经济单元，也是成败存亡的社会单元，家庭的成败荣辱是无法分开的。父亲的权力近似专制，但其作为仍脱离不了自然。父亲有权将媳妇或女婿逐出家庭，仅将孙子留下；他可以将淫荡的或犯重罪的儿女处死；他可将儿女卖身为奴或为娼。 他可凭其一言以休妻。贫贱家庭的父亲，宁可过着一夫一妻的生活，但家庭富有者三妻四妾亦不足为奇，他在夫妻关系中的不忠实是无所谓的。当基督教传入日本之际，该教教义认为纳妾、通奸是罪恶，这曾使日本作家感到无限抱怨，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规定破坏了日本家庭的和谐。
如同中国一样，早期日本妇女的地位曾凌驾于男人之上。在帝王统治时期，前后曾出现了6位女皇。京都时期，妇女在社会上与文学上的地位，仍然显得相当重要。在日本文化的鼎盛时期，我们如对她们的私生活作大胆的假设，可以这么说：当时的为人妻者远比丈夫淫荡，且常在一些俏皮话中出卖了美德。散文家清少纳言曾描述一位年轻人代人送了一封情书给他的情妇，却中途变卦向途经该地的一位女郎示爱，文中记载称：“我感到无限惊奇，当这位情夫写好情书系上鲜艳的花束，托请信差送给他的情妇，何以这位信差犹豫变卦了呢？是不是那位情妇正在接待另一位客人？”及至封建社会的尚武精神抬头，以及社会松紧的自然交替与历史交替，中国男尊女卑的理论又在日本产生影响力，社会变成以男性为中心，妇女应遵守“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而女人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剥夺了她们接受教育的机会，仅能在家中学点礼仪。妇女应恪守贞节，假如丈夫发现妻子有不贞行为，可立刻将奸夫淫妇处死。对此，德川家康曾明文规定：“亲夫如仅杀死淫妻宽恕奸夫，则亲夫当被处死。”哲学家贝原益轩（Kaibara Ekken）也曾建议说，如妻子为喋喋不休的长舌妇，夫可休妻；相反，如丈夫放荡、野蛮，则为人妻者更应温顺体贴。就在这种长期严厉的教养下，日本妇女遂成为最勤勉、最忠贞、最服从的妻子，并且使欧美游客感到惊讶与惋惜，为何这样美好的制度，不能在欧美国家被采用。
与其他东方国家社会习俗相反，崇尚武士道的日本并不鼓励多子多孙，因为岛国人民的增长已使武士感到拥挤。因此他们大多迟至30岁后才成家，且以养育2个子女为最理想。传宗接代乃天经地义的事，如果婚后不育，男人可以要求离婚；又因女人没有继承权，因此若仅育女，势必再收养男孩，以免丧失姓氏与财产的继承权。孩童自幼即以中国孝顺的美德与文学被教导，因为这是维持家庭秩序及国家安定与纪律的源泉。8世纪孝谦女皇（Koken Tenno）即曾明令学堂高挂《孝经》，作为学童进德修业的座右铭。风气所及，除了武士以效忠主人为至高美德外，一般人均以孝顺为最高道德标准；甚至效忠天皇就是移孝作忠的表示。在西方崇尚个人自由的风气来临之前，孝道一直是构成日本道德的典范，无怪当时日本人对基督教义阐释人应远离父母、忠于妻子的理论无法接受。
对忠孝之外的道德观，日本人不如同时期的欧美人重视。贞操观念对于较高阶层妇女仍受重视，贞女殉节者亦时有所闻，只是一般而言此观念几乎丧失殆尽。《源氏物语》为日本最有名的小说，其对当时王公贵人荒唐行径诸多叙述。而清少纳言的小说《枕草子》，也是日本极负盛名的论说文，读来犹如罪恶范例的论著。一般日本人均以为“食色性也”，其对肉欲的追求有如饥渴一般，是极其自然的，每当夕阳西下，多少寻芳客拥至东京的花街柳巷。在此，有1.5万名能歌善舞的艺伎，粉墨登场为这些佳客献艺。
顾名思义，日本的艺伎（geisha）是善于各种表演的女人，犹如古希腊的艺者（hetairai）一样，她们略识文学，更懂得爱情，随着季节的变化也能吟赋几句杂乱无章的诗。家成将军（1787—1836年）因鉴于男女共浴有伤风化，乃于1791年明令禁止，并于1822年对艺伎表演过火者也严加限制。更把艺伎形容为“表面受雇于食堂酒家，以表演歌舞取悦客人，实质上亦兼营伤害风化之行业”。此后艺伎地位形同妓女，充斥乡旅茶室或路巷旅馆。然而，艺伎的正当表演仍然存在，某些家庭或团体仍继续邀请她们在公开场合表演，有些资深艺伎更设校授徒，传授技艺。生活贫困的父母，为环境所迫“同意”子女接受艺伎训练的事更时有所闻；更有成千成百的日本小说，歌颂无数的少女，为接济家庭的生活，不惜卖身学艺。
这些习俗除了在人性的公正、文雅与慈善等方面使人感到震惊外，其在本质上与欧美国家并无差异。我们确信多数的日本少女也与西方妇女一样贞洁，且过着常态而正当的生活，虽然她们未被允许自由恋爱、私订终身，但她们期望于斯。古往今来在日本的文学著作上不乏实例，多少少男少女因受父母压迫无法相爱而自杀殉情，以期“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爱情并非日本人吟诗的主题，但在他们诗句间，却充满了男女间的纯洁、诚挚与深情。下列一首诗可为明证：
遥远白浪，
激起浪花；
我采斯花，
赠慰伊人。
再者，又有一次那位伟大的纪贯之以混合自然与感情的风格，作四行诗，吟出他被拒爱情的故事：
何事比樱花容易凋谢，
你说……但我对那时刻却难以忘怀，
当生死的花朵在你的一句话中凋萎，
何曾激起一丝轻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