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帝王自此后在名义上拥有无上的尊荣。他有时被尊称为“天子”，偶尔被称为“八月门” ，但以被称为“天皇”为最广泛。至尊无上的天皇，秉有不少特权。当其驾崩后，享有独一无二谥名的权利；为了保持皇室的绵延不绝，天皇可随心所欲蓄妻纳妾，并有权选择众子中的一位继承皇位，当时嫡系长子继承并非绝对。京都前期的天皇极其虔诚，甚至有些放弃王位而去当佛教僧侣，有位天皇还认为捕鱼有辱佛祖而明令禁止。至阳成天皇乃有变例：他专制滥权，曾将日本的君主政体置于险境。他迫使人民攀登树木，再以弓箭射杀；滥捕街上无辜良家妇女，缚以籐绳，再丢弃于沼泽中；他又喜好在京城街道纵马奔驰，并以鞭挞人民为乐。他的暴虐终遭人民唾弃，导致日本历史上少有的政治罢黜。794年，帝王政府自奈良（Nara）迁都至长冈（Nagaoka），随即又迁至京都。自794年至1192年，为史学家所公认的日本黄金时代。迄至公元1190年为止，欧洲的城市除了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及哥多华（Cordova）等地外，尚无可与人口50万的日本京都相比拟。京都城中的一隅，茅庐栉比，老百姓安贫乐道；城市的另一隅，皇室与贵族亦在宫廷中欢度天上人间的生活。文明与技艺发展的结果，使社会阶级的鸿沟也随之加深。当财富的分配是依据其能力、品性与特权时，拓荒时期的公正就无可避免地逐渐失去平衡。当时的大家族如藤原（Fujiwara）、平（Taira）、源（Minamoto）及菅原（Sugawara）任意废立君主，且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地主一般相互征伐。菅原道真为日本人所钟爱，在于他的文学贡献，至今他仍被尊为文学之神，为表示对他的敬意，每月25日就被定为学校假日。至于年轻的将军源实朝（Minamoto Sanetomo）杰出之处，在于他在被刺的清晨曾以最淳朴之日式风味，吟了一首小诗：
倘若我难再登临，
梅树依旧布门旁，
莫忘君者是流泉，
盛况其时花怒放。
接着是由藤原宗族推戴而立的开明的醍醐天皇（Daigo Tenno，898—930年）时期，此时日本继续吸收中国唐朝的文化与繁荣，再撷取日本中古王国时期的文化，创立独具日本风格的衣冠、烹饪、书法、诗歌、管理方式、音乐、艺术、庭园与建筑，甚至华丽的首都——奈良及京都——也极力仿效唐代的长安。1000年前，日本对中国文化就如同近代其对欧美文化一般重视。首先是急遽吸收，然后渐渐地对外来文化加以蔑视，主要在于日本人带有嫉妒心理，想保持其原有文化的精神与特质，并极力采取新方式以达成维护其固有的目标。
当时日本外有强邻中国（唐朝）的激励，内有稳健的政府，于是很快地进入了所谓“延喜之治” 时期（901—922年）。至此达到平安时期的鼎盛阶段。 此时其财富剧增，生活奢侈华丽，文化发达的程度唯意大利美第奇家族的庭院及法国启蒙时期名流聚合场所的堂皇富丽稍可比拟。京都犹如法国的巴黎与凡尔赛城，举凡诗词、衣饰、仪态与艺术，全国唯京都马首是瞻。人人放纵恣欲，烹饪发明竟为喜好与品评美食者做成小餐大宴。而世风日下，人们把奸淫私通看作可恕之罪，贵人与贵妇衣丝穿织，靡靡之音充斥宫廷庙宇，讲究体面的贵族更是居于琼楼玉宇，室内装饰珍珠、象牙、黄金及雕木等富丽堂皇的饰品，竞相奢侈；此时文学也很发达，唯道德日趋低落。
这种华而不实的时代，在贸易不稳、觊觎者的思染及战争贩子的环顾下，终于无法长久维持下去。朝廷的尽情纵欲，使国家财政陷入瘫痪的境地；过分标榜文化的结果，是一些没有行政能力的诗人竟然高居政府要职，对腐败的事情也视若无睹，卖官鬻爵亦时有所闻。罪犯随之剧增，盗贼充斥各地，四处掠夺。地方无赖组社结党，横行各地，肆无忌惮。婚姻习俗、道德价值、军事防卫力量丧失殆尽，政府处于四面楚歌的危局中。于是，豪族承担起防卫的任务，自组军队，互相攻伐，社会不得片刻安宁。贵族的权势遂凌驾于皇室之上，日本再度陷入分崩离析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