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精于发明，而不善于利用发明出来的东西。火药好像是在唐朝发明的，但是当时严禁使用火药放烟火。直到1161年的宋朝，火药才做成开花弹，正式用于战争上。 阿拉伯人因与中国通商，而认识了制造火药最主要的成分——硝石，他们称硝石为“中国雪”；他们把制造火药的方法带了回去，后来把火药用于军事上。而西方第一位提到火药的人是培根，他可能是从阿拉伯的书本得悉，或从一位中亚细亚的游客鲁布鲁克（De Rubruguis）那里学来的。
指南针在更早以前发明。根据中国历史学家所言，指南针是成王时代（公元前1115—前1078年）的周公发明的，当时是用来指引某些外来的使节回到他们的邦国。据说，周公曾送给这个使节团5部装有“向南指的针”的指南车。中国人很可能在很早以前就知道磁石，当时只是用来测定建造庙宇的方位而已。关于指南针的记录，最早见于5世纪的一部历史书《宋书》，该书作者认为指南针是由天文学家张衡发明的。不过，他只是把中国古代所用的罗盘加以改造而已。关于指南针用于航海，最早的记录见于12世纪初叶，该记录认为把指南针用于航海的是外国人，也许是阿拉伯人，他们航行于苏门答腊与广州之间。 欧洲人最早提到指南针的是在普罗温斯（Guyot de Provins）的一首诗中，是时约为1190年。
尽管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纸、丝、印刷术和瓷器，但我们还不能认定中国人是一个工业上善于发明的民族。尽管他们在艺术上有创作的天才，能够发展他们自己的艺术形式，而且达到其他民族、任何时代所不可比拟的完美境界。但在1912年以前，他们仍然满足于古代的经济方式，嘲笑那种可以增加效率、节省人力的办法。虽然他们是世上第一个使用煤炭做燃料的民族，虽然他们早于公元前122年即少量地开采煤矿，但他们并没有发明什么机器来节省人力，以致至今仍有大部分的矿产资源未开采。虽然他们早知道如何制造玻璃，但他们宁愿自西方输入这些东西。他们不曾制造手表、时钟或螺丝钉，他们只有很粗糙的钉子。自汉初到清朝末年的这2000年间，中国的工业生活在实质上一点也没变，这和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黄金时代伯里克利到18世纪末叶的工业革命这2000多年间欧洲的情形一样。
在举止方面，中国比较喜欢彬彬有礼的传统规矩和学问，而不欣赏刺激的、变化的科学和财阀政治。在中国对世界所贡献出的许多伟大的文化中，物质技术生活的贡献最弱。中国在公元前200年，就有很出色的农业和养蚕业的著作；在地理学方面，也有杰出的论述。东汉时期的刘徽，曾写了一本论三角与几何的书，他是第一位提出负数理论的数学家。祖冲之能算出π的值，精确到小数点第6位；他改良“指南车”，并实验过自动船。张衡在132年发明了地震仪， 但中国的物理学大都在神秘的风水和阴阳五行中打转。 孔子时代的天文学已经能精确地算出日食、月食，订定中国历法——一日分12个辰，一年分12个月，以新月为每月的开始；每年并有一次闰月以符合季节和太阳的旋转周期。中国人的生活与天象有极密切关系，中国的节日是根据太阳和月亮订定的，其社会的道德秩序也是依据星象而订。
中国的医学很奇特。中国的医学早在历史记载以前就存在，而且早在希波克拉底之前，就有许多杰出的医生。早在周朝，每年都举行医生资格考试，根据考试的成绩，决定通过者的薪金。公元前400年，中国有一位帝王曾下令仔细解剖研究40位被处决的犯人的尸体，但在理论的探讨上得不到结果，也就停止了解剖。在2世纪，张仲景有关营养学和发烧方面的论著，被视为这方面的经典达1000年之久。3世纪，华佗写了一部有关外科的书，他发明一种作为麻醉剂的酒，以便开刀手术之用，但可惜得很，他的这一配方已失传了。大约在3世纪，王叔和曾写了一部很有名的有关脉搏的书。在6世纪初，陶弘景曾详细地介绍中国730种药；7世纪，赵元亨曾介绍一些妇科和小儿科的病。医学大典这类的书在唐朝已有不少，医学的专门著作在宋朝也屡见不鲜。宋朝设有医科大学，但其主要的课程着重于临床实验这方面。药物的种类繁多；在300年前，每一家药房平均每天可以卖出1000钱的药。诊断非常仔细；光发烧这种病症就列有上万种，脉搏的症状则分有24种。中国人也使用种痘的方法治疗天花，这也许是学自印度；在公共卫生、预防药物、卫生学和外科学等方面，并没有多大进步。地下水道和排水系统都是原始的，或几乎根本没有。有些城镇连最基本的卫生措施都没有——获取清洁的水和除去废物。
肥皂是一种极珍贵的奢侈品，虱、蚤、臭虫屡见不鲜。比较无知的中国人会用孔子那种处之泰然的神情去应付这些扰人的害虫。中国的医学自秦始皇至慈禧太后一直没有显著的进步；而西方大致也一样，自希波克拉底至巴斯德这两千多年间，西方的医学亦无大进。西方的医药是随着基督教而传入中国。但中国人直到20世纪还只敢在外科上用西药，在其他方面，他们还是比较信赖他们的中医师和那自古留传下来的草药处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