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18世纪以前，谈不上有什么工业。然而，我们在中国的历史上发现，中国的家庭里早有忙碌的手工业，城镇上的商业也极为鼎盛。最主要的工业是纺织业和养蚕业，这两种工业都是由妇女在自己家里和附近的茅舍操作。中国的丝织业是一种很古老的艺术，早在公元前2000年就有了。 中国人用新摘下的桑叶养蚕，其结果令人惊叹：一磅的蚕子（约70万只），经过42天的饲养后，重达9500磅。然后，把成蚕放于一小间的稻草篷内，这些蚕就围在篷上吐茧。把这些茧放入水中煮，然后抽出丝来，再经过处理和编织，变成上等社会所用的各种丝织品，如缀锦、刺绣品和织锦缎等。 而养蚕人和织丝者则穿棉织布衣。
甚至在公元前几百年，在城镇上，这种家庭工业已催生出了商店。早在公元前300年，就产生了一个乡村劳动阶级，把各家的老板组织成一个工业的行会。这种工商业的成长，给镇上带来了众多的人口，就工业上来说，忽必烈时代的中国与18世纪的欧洲相似。马可·波罗写道：“中国每一个行业都有1000家的工厂，每家的工人有10、15或20个不等，有几家甚至有40个工人……比较富有的老板是不必亲自动手的，相反，他们会装出一副文雅而自豪的姿态。”这些行会与我们立法的工业社会一样，规定不准竞争，并统一工资、价格和工作时间；有许多都严格限制生产以维持产品的价格；也许他们这种易于满足的传统方法，必须负起阻碍中国科学发展和工业革命的责任之一，这些障碍的机构直到今天才被破除。
这些行会曾发挥不少作用，以致那一度极其傲岸的西方人，也屈于国家的管制之下。这些行会自己订定法律，而且很公平地执行法律；它们经过由双方代表组成的仲裁会委员来调停劳资双方的争执，偶尔以停工来处理；它们通常是一个自治和自制的组织，提供了一条介乎今日的自由竞争和集权政策之间相调和的中庸之道。行会的组成不仅限于商人、制造商、工人，即使较低级的如理发师、苦力和厨子也都有他们的行会；甚至连乞丐也联合组成兄弟会，他们也有法规来约束会员。有一小部分城镇里的劳动者是奴隶，他们大部分是做一些家务，通常他们是替主人服务一段岁月或一辈子。在饥荒的年代，女孩子和孤儿只要几块现金就被卖出去了，做父亲的随时可以把他的女儿卖去做奴婢。但这种奴隶制度，不像希腊和罗马那么严重；大多数的工人都是自由的劳动者或行会的会员，大多数的农民都有田地，他们大部分过着村社的独立自治生活，不受国家控制。
农作物的运送是靠人背；甚至人的运输，大部分是靠着由苦力（coolie） 抬的轿子。大而重的篮筐或桶子，摆在扁担的两边，用肩膀挑起。马车有时是用驴子拖，但大部分还是用人拉。人力的便宜反而阻碍了用动物或机器来运输的发展；这种原始的运输方法，也阻碍了道路的改良。当欧洲人在中国建筑第一条铁路时（1876年）——由上海到吴淞的一条10英里长的铁路——人民起而反对，他们认为这些铁路将冒犯土地神；后来终因反对者激烈，政府被迫把这条铁路、机车和车厢抛到海里。在秦始皇和忽必烈时代就有国道，这些国有道路用石子铺成，但今日只留下一个大概的轮廓而已。市道的设计主要是为了遮住太阳，故狭窄如巷，只有8英尺宽而已。桥梁则不计其数，有的非常壮丽，像北京颐和园的大理石桥。不管通商或旅途，水路几与陆路一样方便；总计2.5万英里的运河，就当作铁路用；那条从天津到杭州长650英里的大运河，始于3世纪的吴王夫差时代，至元忽必烈时竣工，其工程之浩大仅次于万里长城。帆船和舢板往来穿梭其间，不但提供廉价的货物运输，也给几百万穷人家提供住所。
中国人是天生的生意人，他们谈生意很有耐心。中国人的哲学和官场都轻视商贾，汉朝尤其重农轻商，对商贾课以重税，并禁止他们乘用舟车，也不准他们穿着丝织衣物。上流社会的人都留长指甲，就像西方的仕女喜穿法国的高跟鞋，以显示他们不是劳动阶级。中国人习惯把学者、教师和官员列为最上等人，农民列为第二等，工匠列为第三等，商贾列为最后一等；因为中国人认为商贾只是借着交易别人劳动的成果，而从中取利，故应视为最末等。然而，他们功劳最大，他们把中国的货物带到亚洲各个角落，为政府赚来不少外汇。虽然他们在国内的贸易受到重税的阻挠，在国外的贸易受到陆上土匪和海上海盗的破坏，但是他们还是找到了出路，他们从海上绕过马来半岛，或从陆上经过土耳其，把他们的货物带到印度、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甚至还远到罗马。丝、茶、瓷器、纸、桃子、杏子、火药和纸牌是他们主要的输出品；苜蓿、玻璃、胡萝卜、花生、烟草和鸦片是主要的输入品。
借着古代的信用制度和钱币的铸造，贸易大为方便。商人彼此贷款都行高利贷，利息为3分6厘，虽然这个并没有希腊和罗马那么高。开钱庄的人也是很冒险的，他们要负担钱财损失的风险，而且只有在放款的时候才能取利；中国有一句谚语：“大规模的抢劫先对钱庄下手。”中国最早使用的货币是贝壳、刀器和丝织品；最早的金属货币至少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在秦朝，政府规定以金为买卖估价的标准。但是，以铜和锡的合金所铸造的比较小的钱币，却渐渐地取代了金币。 当汉武帝所铸造的一种银锡合金的钱币因被人模仿伪造而取消之后，政府改用1英尺长的皮条作为钱币，这是日后纸币的滥觞。大约在807年，由于铜币的供应如今天的黄金一样，赶不上大宗货物贸易的需要，唐宪宗遂下令将所有的铜币归国所有储藏，改兑成名叫“飞钱”的公债。唐宪宗的这一措施，就如1933年的美国，渡过了财政上的一大难关。
当这一难关渡过之后，这种措施立即停止。但木版印刷的发明诱使政府应用这种新的技术去制造钱币。大约在935年，当时四川省首先印造纸币；970年，朝廷在国都长安开始正式发行纸币。宋朝的时候，政府疯狂地大量发行纸币，引起了通货膨胀，毁了不少的产业。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的国库这样描写道：“这位皇帝的制币厂设于北京城，其铸造方法确达于完美境界，你可能会说他有炼金术的秘诀，你是对的。因为他会随着这个潮流而制造他的纸钱。”他继续发行纸币，而他的人民也继续嘲笑他这种措施，他们讥讽由桑树的皮所印刷出的纸币，竟被人们视为与黄金具有相等的价值。这就是纸币泛滥的来源。自此，它渐渐地威胁到世界的经济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