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提及中国最杰出的陶瓷艺术时，他们不由得要感到尴尬，因为我们一直把这种艺术视为一种行业而不是艺术。中国陶瓷艺术在世界的地位，是最无可置疑的。一提到“瓷器”（china）这个名词，我们就不由得联想到厨房，我们总以为陶瓷厂是制造瓷器的地方；这种工厂与其他工厂无异，而其产品也不会引起人们的赞叹。但对中国人来说，陶瓷器是一种很重要的艺术；在兼具美和用的情况下，陶瓷器颇能取悦于中国人的实用和审美的思想；它提供全国最大的一种风俗——喝茶——的器皿，这种器皿对于人的指头或眼睛，都极为方便可爱。家家户户，甚至连最穷人家，都装饰有各种形式的陶瓷器。陶瓷器是中国人的一种雕刻艺术。
陶瓷器的第一关是制造，把黏土烧成有用的形式；第二，再借助艺术，把这些形式加以美化；第三，经过了制造和艺术化之后，产生出完美的产品。把陶器上釉即为瓷器。做釉的方法是将陶土与某些矿物相混，经过火烧之后，熔化成一种半透明似玻璃的东西。 中国人做瓷器最主要的是用两种矿物：一种是江西省景德镇东诸山所产的高瓴土，这是一种纯白色的陶土，由花岗石的长石分解而形成的；另一种是白墩土，这是一种易熔化的白色的石英石，可使瓷器成半透明状。将这些材料磨成粉状，再掺水搅成胶状，然后，用手或机器做成模子，再放入火里烧，就变成光亮坚硬的东西。有时候，陶工对这种简单白色的瓷器并不满意，遂直接在模子上涂上一层釉。然后，再放进去烧；有时是在模子烧焙之后，再加上釉彩，然后再烧一遍。通常釉是着色的，但许多的情形是在模子涂上一层透明的釉之前，先行着色，或者在涂了釉而烧过的瓷器上着色，然后再烧焙，把这些色彩熔解于瓷器上。在釉的外面的这些颜料，我们叫作珐琅，是有色的玻璃粉做成的，经调和成液体状，画画用的纤细毛笔就能蘸用。受过专门训练的专家给瓷器上画，专事画花的只顾画花，画鸟兽的专门画鸟兽，画山水的专门画山水，画人物的专门画圣人，通常是画圣人在山中沉思，或在海浪上骑着奇怪的野兽。
中国的陶器早在石器时代即有。安特生教授在河南和甘肃发现陶器，他认为“这些陶器的年代不会在公元前3000年之后”。因为这些陶器的优美和精良，我们相信，陶器这行业早在此时即已成为一种艺术。有些很像安诺的陶器。因此，有人怀疑这是不是自西方传入而成为中国的一种文化。比这些新石器时代的产物较拙劣的，是在河南出土的一些陶器碎片，这些被认为是商朝末年的产物。自此至汉朝以前，就不曾发现有艺术价值的陶器，不仅看不到陶器，甚至在被认为远东首用玻璃的中国，在此期间也没有玻璃的遗迹。 到了唐朝，由于茶道之风渐盛，刺激了陶器艺术；在约9世纪时，不知是因为中国人的天才还是偶然，发现了制造似玻璃状的器皿的可能，这不只是着了釉的部分可以（如汉以前的那种形式），而是整个都可以，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真正瓷器。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叫苏雷曼（Suleiman）的伊斯兰教徒游客自中国回来向国人说：“中国有一种很好的泥土，他们拿来做器皿，明亮如玻璃，可以看透所盛的水。”最近在9世纪旧址底格里斯河上的萨迈拉挖掘出中国制造的瓷器。第二次历史上记载有关在国外发现中国瓷器是约1171年，萨拉丁（Saladin）将41件瓷器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叙利亚国王。在1470年前，不曾闻欧洲制造过瓷器；欧洲人之所以认识瓷器，是威尼斯人在十字军东征时，从阿拉伯人那里学来的。
宋朝是中国瓷器的黄金时代。此期的瓷器是现存最古老的，也是最好的一种；甚至几百年后的明朝陶工，对宋朝的陶瓷器都赞不绝口，认为明品绝少能超越宋品。收藏家都把宋朝的陶瓷器视为无价之宝。中国制陶瓷业最有名的地方是江西省景德镇，6世纪时，在景德镇的附近发现有大量可以用来做陶瓷器的矿物。经过朝廷官方准许后，当地开始大量制造空前未有的陶瓷品：各色各样的盘、杯、碗、瓶、罐、盒、象棋盘、烛台、地图，甚至上珐琅镶金的瓷制帽架等，无奇不有。而翡翠色的青瓷，也首次在此时出现。 这种东西一直是现代的陶器家长久以来最渴望做的，也是收藏家最希望珍藏的。 1487年，埃及国王曾送这种样品给美第奇。波斯人和土耳其人之所以珍视青瓷，不仅因为它的质地光滑，色彩鲜艳无比，而且因为它可以当作试探毒药的器具；他们相信只要有毒物放进去，青瓷器皿的颜色立即改变。艺术收藏家把青瓷视为传家宝，一代代传下来。
明朝的300年间，陶工竭力维持宋朝那种极高水准的瓷器艺术。虽然，他们不能超越宋朝的水准，但倒也相差无几。仅景德镇就有500家窑厂，王朝宫廷就拿去了9.6万个各色各样的瓷器，去装饰它的花园、桌子和房间。此时首次出现了精美的瓷釉——颜料加在釉上。黄色、蛋壳色和白色的瓷器达到最完美的境界；由神宗取名的镶银蓝白色的杯子，是世界上陶瓷艺术的最杰出作品之一。在神宗时代，有一位陶瓷专家叫昊十九，他能做重量不超过1/48英两的酒杯。一位中国历史学家说，有一天，昊十九 去拜访一位大官，他请求这位官员让他看一看他所藏的一个三脚的瓷器，他断定这个三脚瓷器是宋朝的。昊十九仔细地用手抚摸，并且偷偷地在纸上绘下它的形状，然后把画好的纸条藏于袖子里。半年后，他再去拜访这位大官时，他说：“阁下有一个宋朝的白色三脚香炉，我也有一个与你一样的。”这位姓唐的大官，端详了这两个香炉半晌，却看不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甚至他的那个的脚和盖子，与昊十九的也完全吻合。昊十九不由得笑了出来，承认他那个是仿品。然后，他以60两银子卖给姓唐的，姓唐的再以1500两银子转让给他人。
中国的景泰蓝到了明朝，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关于景泰蓝的英文名字和技术都是外来的：Cloisonné这个词是从法文Cloison（分割的意思）而来；这种艺术是从近东的拜占庭帝国传入的。中国人偶尔声言他们的青瓷是从鬼谷窑来的。制造青瓷（疑为景泰蓝）的方法是：先将铜、银和金切成细丝，把它们焊接在已经设计好的一个金属物上，再用适当的有色的釉填在金属线之间的空处，然后，再把这个器皿一次又一次放进去烧，再用轻石擦去粗糙的外表，用木炭把它磨光，最后在看得见的线端上镀上金。最早的青瓷的年代确定为元朝末年，最好的是明景泰时代的。中国青瓷最后的一个光荣时代是在18世纪的清朝。
景德镇的窑厂在明末的战乱期间被毁了，直到那位与法王路易十四同时代的中国最开明帝王康熙时才恢复。在康熙帝的手谕下，景德镇又重建了起来，不久即有3000座窑炉开始冒起烟来。此期所产出的精美陶瓷器之多，不但在中国是前所未有，世上亦无任何一国可以比拟。康熙时代的陶工，总认为他们所烧的不如明朝的好，但今天的艺术鉴赏家则不这么认为。旧形式的，模仿得完美无疵；新形式的，却颇多创意。利用溶解速度不同的釉，清朝的陶工做出了一种外表有刺有裂纹的瓷器；他们也在釉上吹上有色彩的泡沫，使得这种疏松的瓷器外表敷上一层有圆圈圈的色彩。在素色方面，他们有独到之处；在红色方面有：桃红、珊瑚红、宝石红、朱红和玫瑰红；绿色方面有：胡瓜绿、苹果绿、孔雀绿、青草绿和灰绿；蓝色方面有天蓝、紫丁香蓝、绿蓝；还有黄色，以及那像天鹅绒的白色，我们说它洁白光滑得可以照人。他们创造出法国收藏家所分的玫瑰色、绿色、黑色和黄色等类别不同的颜色。在杂色方面，他们创造了一种艰难的技术，他们在陶器的烧焙中，利用供给和停止输送氧气的交替方法，使得绿色的釉变成耀目的各种颜色，法国人称这种变化叫窑变（flambé）。他们在瓷器上画上清朝大官的画像——着长袍、留辫子，创造这种“清朝”的风格。他们在蓝色的瓷器上画上白色的梅花，制造优美典雅的感觉。
中国瓷器最后的一个鼎盛时期，是在乾隆帝统治的那个又长久又繁荣的时期。瓷器产量之多简直无法估计，虽然新样式没有康熙时代那样出色，但技术仍属第一流的。尤其玫瑰色的瓷器，已达最完美的境界，在这种最灿烂的釉上，加上花果、自然界之画，最令人神怡。而那蛋壳色的瓷器所造的昂贵的灯罩，是专为奢侈的百万富翁而制的。接着是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年），血腥岁月持续了15年，蹂躏了15省，毁灭600个城市，杀死2000万男女，清朝元气大伤，无法再重整陶瓷业，只好让他们关起门来，而陶工在这种混乱的社会中也变成了无业游民。
自从这次浩劫后，中国的陶瓷艺术不再恢复元气，也许永远不会再重振昔日的声威了。除了战争的破坏和朝廷的不再支持外，还有其他的因素，压得陶瓷的艺术抬不起头来。对外贸易的增加，使得陶瓷艺术家不再做合乎中国人品味的那种艺术品，却是一味地专做迎合欧洲顾客的东西。根据葛氏定律（Gresham’s law）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法则，上等瓷器自然遭到下等瓷器的排挤，而无法在市场上竞争。大约在1840年，英国在广州设厂，制造品质较差的瓷器，挂中国瓷器的美名，外销到欧洲；法国的色佛尔（Sèvres）、德国的迈森（Meissen）以及英国的伯斯勒姆（Burslem）等地，也相继模仿制造中国的瓷器。由于它们有现代化的机器设备，成本降低，渐渐地把中国国外市场都抢了过去。
如今我们对中国的瓷器只能怀着无限的回忆，它们就像中世纪的彩色玻璃一样，将永远不可能再回来；欧洲的陶工虽然全力以赴，但所制瓷器仍然赶不上中国瓷器那份精细的形式。收藏家年年都以不同的价格收购现存的中国名瓷；他们出500美元买一个茶杯，2.36万美元买一个山楂花瓶；一对1767年天蓝色的“吠狗”瓷器的价钱，高出雷尼（Guido Reni）的《耶稣的婴儿》（Infant Jesus）画像的5倍，也高出拉斐尔的《圣家》（Holy Family）一画3倍之多。但是，任何人只要看到、摸过和用心灵去感受那可爱的中国瓷器，他将会对这些价钱不屑一顾，而认为此实为亵渎之举；它不是世界上任何美丽的东西和多少金钱可以衡量的，即使它被高价交易出去，仍无损其美丽和高贵的地位。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的瓷器是中国文明的高峰和象征，中国的瓷器是人类所能做的最高贵的东西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