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不容易认识中国画，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东方的绘画不论在方法或其他方面的应用上，几乎与西方的完全不同。第一，东方人从来不在画布上作画；偶尔，他们作壁画，如在受佛教影响的时期；以后，他们有时在纸上画画，但大部分是画在丝织品上。可是，由于这种材料很脆弱，不易保存作品，这些作品只是在绘画的历史上留下一段回忆和记录而已。第二，东方的绘画有一种薄和轻的风味；大部分是水彩画，缺少欧洲油画中那种强烈而易引起美感的色彩。中国人曾试过油画，但油画太粗糙和笨重，不符合他们那种细腻的笔法，他们遂放弃作罢。对中国人来说，绘画是书法的分支，或是一种漂亮的书法，至少中国最早期的绘画形式是这样；他们用来写字的毛笔，也同样用来作画；有许多的杰作只用毛笔和水墨勾画而成。 第三，他们最伟大的作品都是隐藏起来，不大为西方的游客所知道。因为中国人不喜欢在公共场所或家里面炫耀他们的作品，他们只是小心地把画卷起来，收藏好，偶尔打开来欣赏。中国的画是成卷的，“看”起来好像是“读”一部原稿；较小的画挂在墙上，但很少装在框子里；有时，他们将一连串的画画在屏风上。到了宋朝末期，中国的画派已经分成了13支，绘画的形式更不计其数。
中国的文学史指出，中国的绘画早在公元前几百年即成为一种艺术；尽管有战争的阻断，但中国的绘画一直延续至今。据说，第一位中国画家是个女人，叫嫘，她是舜帝的妹妹；一位愤愤不平的批评家这样写道：“这种神圣的艺术竟然被一个女人创造出来！”虽然周朝并不见有什么绘画遗留下来，但是从孔子对于洛阳太庙上的壁画的惊叹，可见是时早有绘画。汉朝初年，有一位作家就抱怨他所崇拜的一位英雄从没有被人好好画过。他说：“杰出的艺术家虽然很多，但怎么没有人画他？”据王子年《拾遗记》记载，是时，有一位叫烈裔的画家，善画，能“含丹青以漱池，即成魑魅及诡怪群物之象。以指画地，长百丈，直如绳墨。方寸之内，画以四渎五岳，列国之图。又画为龙凤，骞翥若飞，皆不可点睛，或点之，必飞走也”。有迹象显示，中国的绘画到近世纪初，达于它的最高峰之一，但战争和时间毁掉了这项证据。从秦兵攻陷洛阳（约公元前249年），焚毁他们所不能利用的东西，到义和团运动（1900年），当东周的士兵把帝王收藏的丝画拿来做包装用时，绘画的艺术和战争即在古代的冲突中交互争辉——绘画虽屡遭破坏，但也从未中断它的创新。
就如基督教在3、4世纪改变了地中海地区的文化和艺术那样，佛教在那时对中国的生活也起了神学及美学上的革命性作用。当儒教重新恢复它的政治力量时，佛教糅合了道教，在艺术上产生了支配的力量，刺激了中国与印度在思想、象征、方法和形式等方面的接触。中国佛教派的绘画，最具天才的应是顾恺之了。由于他那种奇特和积极的个性，人们替他捏造了一段奇闻逸事。故事是这样：他爱上了隔壁的一位女孩子，伸手向她示意，但这个女孩子万没料到他将来竟是个著名的人物，因而拒绝了他的爱。顾恺之便在墙上画了一幅她的画像，并用一根针刺在她的心房。自此，这个女孩子开始病倒。此后他再去向她求爱时，她答应了；他遂把针拔掉，这个女孩子也就病愈了。
当佛教徒想募一笔钱在南京造一座庙时，他答应负责筹到100万钱；对于他的这个义举，全国的人都把他当笑柄，因为他是一个穷艺术家。他便提出要求：“让我使用一道墙。”在他找到了一道可以掩护的墙之后，他便开始在那上面画维摩诘像。他完成之后，召来僧侣，向他们说明他们应如何募到这100万钱。他说：“第一日观者请施10万；第二日可5万；第三日可任例善施。”僧侣们照了他的这个方法去做，结果募得了100万钱。顾恺之曾画过许多的佛像和不计其数的画，但一幅也没留传到今天。 他曾有三部论画的著作，但留传到现在的只是一些断简残篇而已。他说：“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他也强调作为一个哲学家的重要性；他在帝王画像上这样题道：“道罔隆而不杀，物无盛而不衰。日中则仄，月满则微，崇犹尘积，替若骇机。”他的同代人称他有三绝：画绝、才绝、痴绝。
到了唐朝，绘画大放异彩。杜甫说，此时画画的人多如星辰，但称得上画家的寥寥无几。在9世纪，张彦远为最完备画史作者，写了一本《历代名画记》，他列举了370位画家的作品。他说，在那时一幅名家的画值2万两银子。但是，他强调不能用金钱来衡量艺术。他说：“名画是无价之宝，非金或玉可比，但劣品一文不值。”仅唐朝的画家，我们就可以列出220位，但他们的作品留下来的实在少之又少，因为安禄山攻陷长安之后，把长安洗劫一空，书画荡然无存。从韩愈的故事中，我们闻得出这个混合诗风鼎盛时代里绘画艺术的气息。有一次，韩愈在京师客栈中通过博弈从一位独孤申叔手中赢得了一幅极珍贵的图画，该画在最小的范围内，画出123位人物、83匹马、30只其他的动物、3部马车以及251件器物（详见韩愈《画记》一文）。韩愈说：
……意甚惜之，以为非一工人之所能运思，盖丛集众工人之所长耳。虽百金，不愿易也。明年，出京师，至河阳，与二三客论画品格，因出而观之。座有赵侍御者，君子人也，见之戚然，少而进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时常有志乎兹事，得国本，绝人事而摸得之。游闽中而丧焉……”余既甚爱之，又感赵君之事，因以赠之……
就如中国的宗教形成了儒教和佛道教两派，分别由朱熹和王阳明所领导的两学派很快地发展成了哲学上的两个派别，分别代表西方人所谓的古典派和浪漫派；在中国的绘画里，也分成两派，北方的画家严格地遵守古代端庄的古典画风，而南方的画家则主色彩，强调感情和想象的形式。北方一派的努力达至精确地模仿形象和清晰的线条；南方一派就像巴黎蒙马特尔的画家，反对这些限制，蔑视只顾写实，而企图仅把事物当作精神上的经验要素和音乐上的心境音调。在玄宗宫廷里画画的李思训，在宦海浮沉及孤独的流放生涯中开创了北方画风，为北宗一派之祖。他曾首创中国山水画，力求写实。传说玄宗自谓在晚上可以听到李思训在宫廷的屏风上所画的山水画中潺潺的水声；也有传说，他画里的一条鱼跳出求生，后来这条鱼被发现在一座池塘里——每一个朝代的画家都谈论起这些传闻。 南方的一派则自然地对艺术发出革新来，王维是南宗一派的始祖。在他那印象派的风格上，一幅山水画只不过是心境的一种象征。王维不但善画，也工诗，他希望借画表现诗，将这两种艺术融合为一；他的那句名言——“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几乎可以应用在所有的中国诗画中。据说，董其昌曾用尽一生去追求这位天才画家王维的神韵。
唐代最伟大的画家同时也是大家公认的远东最伟大的画家是吴道子。其画风超乎各宗派之上，属于偏佛教的传统中国艺术。吴道子的画就如其名。老庄那套精微、难以言说的思想，似乎很自然地从吴道子的画笔流露于线条和色彩上。一位中国的历史学家这样描述他：“少孤，天授之性，年未弱冠，穷丹青之妙，浪迹东洛。”据说，他酷爱酒肉，就像爱伦·坡，他也认为喝起酒来，精神百倍，工作效率最高。他样样都行：人物、神像、妖怪、佛像、鸟兽、建筑以及山水，好像信手拈来，水到渠成。不管是在丝绢、纸或壁上，他都画得很精致。他曾为庙寺画过300幅壁画，其中有一幅的人像超过1000个，其艺术地位与欧洲的《最后审判》或《最后的晚餐》等名画相等。在他死后400年，即12世纪时，宫廷中曾收藏他的画达93件，但没有几件留传到今天。据说，他的佛像能表现出生与死的神秘，他所画的地狱能让那些屠夫渔贩怵惕不敢做违背良心的生意，他在画布上所表现出的玄宗的梦幻，直使玄宗深信吴道子是精灵的化身。曾有一位帝王 命他到四川，画嘉陵江的山水风景，他竟空手回来，并未作画。这位帝王甚恼，他却答道：“臣无粉本，并记在心。”之后，宣令于大同殿壁画之，300余里山水，一日而成。 当裴将军希望他替他画像时，他要裴将军不必摆姿作势，只管舞剑。吴道子看罢，画了一幅裴将军的画像。当代人皆认为这幅画是神来之笔。吴道子遐迩闻名，当他画兴善寺的佛像快要完工时，所有长安的居民都赶去看他最后的几笔。一位9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家说：“凡图圆光，皆不同尺度规画，一笔而成。每画圆光，观者如堵。立笔挥扫，势若旋风，人皆谓之神助。”天才的人往往在懒散的时候，获得灵感。有一则很精彩的故事说，当吴道子到了暮年的时候，他画了一幅颇大的山水画，他悄悄地走入画中的山洞，自此人们再没看到他。绘画从来没有这样神秘和美妙。
在宋朝皇帝的提倡下，绘画变成了中国人热爱的一种艺术。此时的绘画已从专对佛像的崇拜上解脱而出，产生出空前众多而繁杂的绘画，而宋徽宗本身即是当代800位知名的画家之一。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有徽宗的一卷画，徽宗以惊人的简洁笔法，画出仕女带着准备的绸衣穿过舞台的画；他还建立一座艺术博物馆，该馆所收藏的名画之多，超乎以后任何朝代所收藏的；他把一向属于文学学院（Literary College）的画院（Painting Academy），擢升为地位最高的一个独立机构，称翰林图画院，并且在科举考试的学科中，以绘画代替某些学科；他还擢拔那些在艺术上有杰出成就的艺术家，畀予官职，而他们也常能在政治上有卓越的表现。当了然于宋徽宗这重文轻武的内政之后，金兵遂南侵中国，掳了徽宗，攻陷开封，几乎毁了博物馆中所藏的全部绘画。该馆收藏绘画之丰，可从那20大册《宣和书画谱》看出。这位皇帝艺术家在囚禁和侮辱中死去。
比这位皇帝画家更有名气的是郭熙和李龙眠。郭熙放手作“长松、巨木、回溪、断崖、云烟变灭，千态万状，时称独步”。 李龙眠是艺术家、学者、清官和绅士，他是中国人所尊崇的一位典型的士子。他从书法进入素描和绘画。他几乎只用墨作画；他接受北宗一派的严格传统，遵守精确和优美线条的画法。他善于画马，以致当他所画过的6匹马先后死了之后，他遭到指责，说是因为他夺去了那些马的生命灵魂。一位僧侣警告他，假如再那样勤奋地画马，终将变成一匹马；最后，他接受了这位僧侣的劝告，改画佛像。他曾画过500幅罗汉像。当徽宗创设的艺术博物馆被攻陷时，发现其中收藏李龙眠的画达107件，由此可见其名气之大。
在宋朝的大画家中还有米芾，他是个有洁癖的怪才，作画之前，必要洗洗手，宽衣解带。他不落俗套，而用他那“泼墨法”——不先画轮廓，即下墨作画——画出那变了形的山水风景。 夏珪的那幅《长江万里图》——从长江的发源地，经过黄土和峡谷地带，到商船和舢板云集的出口处——许多学者都推他为东方和西方山水画的泰斗。马远的树石山水画，极为出色，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有他的画。 梁楷的李白画像，有独到之处。牧谿的猛虎、无忧的燕八哥，以及忧悒而祥慈的观音等作品，令人赞叹不已。还有一些西方人并不太熟悉的杰出画家，但他们是东方文化遗产中的宝藏。芬诺洛萨（Ernest Fenollosa）说：“宋朝的文化是中国人天才最成熟的表现。”
当我们企图去评估中国的绘画艺术在最辉煌的唐、宋时代的性质时，这与未来的历史学家企图去论断当拉斐尔、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等艺术家的作品散失时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所处的困境是一样的。在北方的蛮人完全毁了中国的名画，阻断了中国继续进步达几百年之后，绘画这门艺术似乎失去了人们的喜爱。虽然在以后的朝代，也产生了许多杰出的画家，但没有一位能与唐明皇和宋徽宗时代的画家相比。当我们一提到中国人时，我们不能认为那只是个贫穷、衰弱、分裂和遭受凌辱的民族，而在其4000多年的历史中，他们也有过堪与伯里克利、奥古斯都和美第奇等这些王朝相媲美的朝代，也许他们今后还会有这种时代的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