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智慧的追求和对美的热爱是中国人心灵上的两大支柱。我们可以这么说，中国即是哲学，中国即是瓷器。就如中国人对智慧的追求并不是那种虚幻的形而上的哲学，而是一种积极追求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完善的哲学；中国人之对于美的热爱也并不是那种奥秘的唯美主义，也不是那种毫无意义的虚构和与人生毫不相干的艺术形式，而是一种世俗的美和实用的结合，是一种最实际的对日常生活的东西和器具的钟爱之情。在西风未吹进中国之前，中国人对于艺术家、艺匠和工匠是不分的；几乎所有的工业都是制造业，所有的制造业都是手工业；工业就像艺术一样，只是把人格表现于东西上。因此，当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透过大规模的工业制造方便的东西供应老百姓时，中国人就自己做出比任何国家都更富有艺术味、种类繁多的、精美的日常生活用品。他们把字写在盛吃的器皿碟子上，懂得享受的中国人要求每一件东西都要有美的形式和出众的外表，包括那象征高度文化的织品。
中国到了宋朝，这种美化个人、庙宇和家庭的艺术，达到了最高的境界。早在唐朝，中国的艺术就已达到相当的地步，由于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国泰民安，中国人陶醉在一种前所未有的优美和钟爱艺术的生活当中。到了宋朝，织品和金属手工艺已达到空前未有的完美地步。在玉、石雕刻方面，中国也是独步世界；在木和象牙雕刻方面，除了它的“学生”日本，中国也是无与伦比。家具的设计无奇不有，巧夺天工；木匠生活清苦，每天得刻出一个个的小艺术品，才换来一碗白米。这些精美的小艺术品取代了家里昂贵的家具和奢侈品的地位，颇得物主的欢心。这种珍贵的小玩意，在西方只有艺术鉴赏家才看得出来。珠宝虽不太多，但也雕刻得华美。中国的男女都用羽毛或竹或着画的纸或丝做成的华丽的扇子；甚至连乞丐行乞时，也挥动着一把优美的扇子。
油漆的艺术也是始于中国，但传入了日本才达最完美的地步。在远东，油漆是漆树的自然的产物，这种树是中国的特产，现在的日本是最苦心栽培漆树的国家。树汁从树干和树枝取下之后，经过过滤和加热，去掉过多的水分而成树胶。油漆的艺术是慢慢形成的，开始是写在竹片上的一种形式。在周朝，油漆用来刷饰船、马具和车子等；到了2世纪，油漆就应用在建筑物和乐器上面；至唐朝，已有许多的油漆品外销到日本；宋朝的时候，各行业所使用的油漆都有特殊的形式，此时的油漆品已销至印度和阿拉伯的各港口；到了明朝，油漆的艺术又更进一步，有些方面已达到绝顶的高峰；在开明的康熙和乾隆时代，在皇帝的支持下，大的油漆工厂建立了起来，因而有像乾隆殿这样精美的杰作，以及康熙皇帝送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Ⅰ） 的那副油漆屏风。中国的油漆艺术一直在突飞猛进。直到19世纪，当欧洲的商人把战争带到了中国领土，并且欧洲的进口商和客户对油漆品没有爱好，油漆工业失去了帝国的支持，油漆的水准和油漆品的设计遂一落千丈，终于落到了日本的后面。
玉和中国的历史一样悠久，我们曾在最古老的坟墓内发现玉。历史最早记载玉是用来做一种“有声音的石”，那时是公元前2500年，玉被切成一条鱼或其他形状，用线连在一起；切得恰当的话，一敲便发出一阵清脆的、持续很久的声音。英文的玉（jade）这个词，是取自法文的jade，而法文的jade又是从西班牙文ijada（即拉丁文的ilia）而来，其义是腰间。当西班牙征服了美洲之后，发现墨西哥人把玉磨成粉与水相拌，做成许多种疾病治疗用的内服药，他们便把这剂新药方和美国的金带回欧洲。中国人对于玉的解释更有意思，玉是柔软如露水的意思。有两种矿石含有玉，一是玉矿，一是角闪石。前者是矽、铝和钠混合而成，后者是矽、钙和镁组成。这两种矿物都很硬，要把一立方英寸的玉压碎，需要50吨的压力。要打碎一大块的玉石，通常是先持续不断地加高温度，然后再放进冷水，玉石自然地碎裂。中国艺术家把天然毫无色泽的玉石，磨炼成有绿色、棕色、黑色和白色等各种不同光亮的颜色的玉，显示出他们的才华。在他们有耐心的琢磨下，玉被做成各种不同形式的艺术品，在世界上所有的玉器中，绝没有两件是相同的。中国的玉器早在商朝即出现，最早的一件是祭神用的蟾蜍形玉器。到了孔子时代，已有形式很精美的玉器了。世界其他各国都把玉拿来做斧、刀和其他器皿，而中国人却非常珍视它，只把它做成艺术品，他们甚至把玉看成比金银或任何宝石更贵重的东西。一个小小的玉指环，在中国人的眼中，就要5000美元，某些玉项链甚至高达10万美元。收集家要花几年才能找到一块玉。有人曾经估计过，所有中国现存的玉要比其他的任何艺术品来得多。
在中国的艺术史中，铜器与玉器的历史几乎相埒，在中国人看来，铜器甚至比玉器更可贵。传说，全国九州的百姓送铜给大禹作为贡物，大禹把这些铜铸成九鼎以象征九大州。这些鼎有神奇的力量，可以除毒，可以不用火而能煮熟东西，而且还煮得非常美味。这九个大鼎变成了君王神圣权威的象征，曾一代代小心翼翼地传下来，但到了周亡的时候，却神秘失踪了——这对秦始皇的威望实在是一大打击。于是，铜器的铸造和修饰成为中国最好的艺术之一。要对中国的铜器一一作介绍，需要42大册才能说得清楚。最初的铜器是用作国家和家族祭典用的器皿，后来，演变成成千的各种不同的艺术品。中国的铜器之精美，只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堪与媲美，也许只有意大利画家及雕刻家洛伦佐·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为佛罗伦萨的洗礼堂所设计的那些“天堂之门”，才能与之并驾齐驱。
中国现有最早的铜器是近代在河南所发现的祭器。中国学者断定这些祭器是商朝的遗物，但欧洲的鉴赏家则认为它们应是商朝之后的制品。遗留下来的铜器中最早的是周朝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里藏有一座很精美的祭皿。大部分周朝的铜器都被秦始皇没收了，因为他怕百姓把这些铜器拿去再铸造成兵器。他命令工匠把这些搜括来的铜器铸造成12座大的铜像，每一座高达50英尺，但没有一件留传下来。到了汉朝，人们又做了许多精美的铜器皿，里头还常嵌有黄金。有几位曾在中国受过训练的日本艺术家，曾为奈良的法隆寺铸造几个很有名的艺术品，其中最突出的是坐在莲花上面的那三座阿弥陀佛像。在铜器的历史上，实在很难有比这三座佛像更好的作品了。宋朝时，青铜的艺术达于巅峰状态，即使不能算是达到最精美的水平，就产量来说，也确是首屈一指：鼎器、酒皿、杯器、香炉、兵器、镜子、钟、鼓、花瓶、针扣饰物和小雕像等，琳琅满目，几乎家家都有。宋朝有一件很引人的铜器，这个铜器是老子骑在一只水牛上的香炉，老子泰然地两足分跨坐在水牛上，显示他那套无为而治的哲学可以驯服凶猛的野兽。这座铜器整个都像纸那样薄，由于年代久远，已生了铜绿，但这更加添了它那份苍老的美。 到了明朝，铜器的艺术遭到挫折，铸出的器皿的体积虽加大，但在质量方面却降了下来。铜在大禹时代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现在变成了最寻常的东西，并且把它的地位让给了瓷器。
雕刻并不是中国的主要艺术之一。由于远东的人富有一种罕有的谦逊美德，他们在审美的规程下，拒绝把人体纳入美的范围内。中国的雕刻家是不公开雕刻人像的，即使他们雕刻人像——绝少雕刻女人像——也只是为了研究或是代表某种形式的意识而已。绝大部分的雕刻家雕刻的人像只限于佛像，而漠视给予希腊艺术家灵感的那种雄壮和谦恭的美感。中国的雕刻以动物为对象的甚至要比以哲学家和圣人为对象的多得多。
我们所知道的中国最早的人像雕刻，是秦始皇所铸造的那12座巨大铜像；那12座铜像后来被汉朝的一位皇帝拿去铸造钱币。汉朝曾留下来一些小动物的铜像，但这个时代里的雕像几乎都被战火和时间湮没了。汉朝所遗留下来最重要的雕像是在山东发现的坟墓浮雕。在这些浮雕中，绝大部分是动物的像，人像极少。比较像雕刻作品的是陪葬用的泥俑——大部分是动物，偶尔有奴婢或妻室的像——他们与男人的尸体埋在一起，以代替活人陪葬的那种仪式。从这个时期所遗传下来的动物像满身都是肉，如守庙的虎视眈眈的大理石老虎，波士顿的加德纳（Gardner）收藏室的咆哮的熊，南京陵墓那有翅膀的巨狮。这些动物和坟墓里头雄壮的马的浮雕像，显示了希腊、亚述和西徐亚三者混合的影响，但这对中国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
同时，另外一种影响吹进了中国，那就是佛教神学和艺术的形式。佛教首先来到土耳其，并在那里建立了文化，斯坦因和伯希和曾发掘到好几吨荒废的雕像，有些上乘的雕像似乎与印度佛教的艺术相差无几。中国人没有选择地接受了那些佛教的形象，而雕出与犍陀罗或印度一样好的佛陀。最早的是山西大同西北30里云冈石窟的造像（约490年）；最好的应是河南的龙门石窟的佛像。在这些石窟之外，有几尊巨大的佛像，其中最特殊的是一尊很优雅的观音立像；最壮丽的一尊是毗卢遮那佛像，虽然其底部已损坏，但佛像仍然极为安详自若。在山东，有许多佛教庙宇的墙上都刻有印度形式的佛像，像益都云门山里，到处都刻着雄浑的菩萨。唐朝继续佛教造像的盛况，尤其对释迦坐像的雕刻更为完美，陕西的大佛寺尤其著名。唐之后，有一些巨型罗汉泥塑像的雕刻，有一些是很华美的观音佛像，显然这是一种从神的雕刻到女神的雕刻的转向。
唐朝之后，雕刻失掉了宗教的激励，而以俗人为对象，偶尔诉之于感官的美感。但卫道之士就举起反对的大纛，如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他们抱怨艺术家把圣人都弄得像优雅和温柔的女人了。而僧侣也立下严格的画像的规条，禁止把佛像的性格特殊化，禁止强调佛像的身体。也许中国人那种强烈的道德观念，阻碍了雕刻的发展。因此，一旦丧失了宗教的动机，他们的雕刻也就丧失了冲劲，宗教破坏了它，使它再也得不到灵感，而那种外在美感的诱惑又被禁，雕刻在中国自此一蹶不振。随着唐朝的结束，雕刻的创造泉源也开始干涸了。宋朝只有少许像样的作品；元朝把精力摆在战事上；明朝也只有昙花一现，他们刻的是一些怪物，这些巨大的石头怪物是装饰坟墓用的。雕刻自屈服于宗教的禁忌之后，把它在中国艺术领域里的地位让给了瓷器和绘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