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所论唐诗，只不过是中国诗史中的一部分。而诗在中国文学中，仅是一小部分而已。要一一了解一代代的中国文学的概况或它在民间流传的程度，实在很难。中国的书价廉，原因之一是它没有版权的保障；在尚未与西方接触前，中国的线装书新的一套20册，才1美元，20大册的一套丛书才4美元，而“四书五经”才2美元。虽然书这么便宜，但我们还是很难欣赏到中国的文学，因为中国书价的订定，不是以内容，而是以外表的形式和风格来决定的。中国诗一经翻译，它的形式和风格就变质了。中国人认为他们的文学除了稍逊于希腊外，优于世界其他各国；这也许是东方人谦逊的缘故吧！
西洋人评价很高的小说，在中国却遭到贬值。在清朝以前，中国几乎没有小说可言。甚至在今天，中国的学人仍然不赋予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中应有的地位，即使是最上乘的小说。他们认为小说只是一种消遣的东西。但市井小民则没有这种偏见，从白居易和李白的诗歌，到匿名的长篇小说，他们都一概欢迎。这些大部头的小说就像是一个舞台，用各种的方言俚语活生生地叙述过去历史中那些具有戏剧性的故事。几乎所有中国有名的小说，都是历史小说的形式。在这些小说中，很少是写实的，关于心理或社会分析的小说更少，像《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魔山》（The Magic Mountain）、《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和《孤星泪》（Les Miserables）等这种高水准的小说，实在少见。中国最早的一部小说叫《水浒传》；流传最广的是《红楼梦》，此书大约在1650年出世；颇有名的《聊斋志异》作于1660年，此书那优美而简洁的风格，受到很高的评价；最有名的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这些大部头的小说，与18世纪的欧洲以恶汉的冒险故事为题材的小说相似。这些小说都是产生于人们有闲暇的古老时代。
在中国的文学中，最受到重视的是历史作品，而其写作的风格也是最受欢迎。世上没有哪国能比得上中国有这么多的历史学家，也没有哪国的历史作品像中国那么多。中国在早期的宫廷里即置有史官，每天逐日记下国家的大小事，从古到今，中国这种史学的作品就量来说，实在浩瀚无比，非他国可望其项背。中国的“二十四史”达219大册，于1747年问世。从孔子删定的《诗经》，一世纪后问世的批评、解释《春秋》使《四书》更为生动的《左传》，到魏王墓里发现的《竹书纪年》，中国的历史传记发展得很快，最后出现了旷世巨著——司马迁的《史记》。
司马迁继承其父的职位，做宫廷的占星家，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历制，他也继承了父志，继续编纂他父子已经开始着手记录的黄帝至汉武帝的历史。他无意于创造什么美丽的风格，而只是期求把纪事记得完整。他把《史记》分为五个部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史记》包括的年代几达3000年，全书共52.6万个字，一字一字地刻在竹简上。司马迁把他的一生献给这，他以最谦恭的序言把这本巨著奉献给皇上和全世界的人：
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宴，时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我们在《史记》里找不到像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 那样的瑰丽，也找不到希罗多德那种引人的杂谈和逸事的风格，也找不到修昔底德那种因果分析，也找不到吉本那种大陆音乐的美感；因为中国的历史没有从工业走向艺术。晚于司马迁1100年的另一个历史学家司马光，也试图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史，但中国的历史学家就是那样刻意地忠实记载——有时还记些生活情形——每一个朝代或每一个王朝的事情；他们只求真实，不求美。也许他们是对的，历史应该是科学，而不是艺术。假如历史像吉本那样带着彩色，或像卡莱尔（Thomas Carlyle） 那样说教，那么过去的事实就要被蒙蔽了。但我们也有许多无聊的历史学家，他们虽亦能将国事著为巨册，然尽皆无谓的冗言。
中国的散文则比较有生气，因为艺术在中国是不被禁止的，优雅尽可发挥。在这一方面最有名的应是韩愈了。韩愈的文章名重一时，传统上，凡要翻阅他的书的人都先得洗洗手。韩愈出身寒门，但愈困愈厉，刻苦读书，终而登进士第，官至监察御史，后值宪宗迎佛骨于宫中，他以有名的《论佛骨表》进谏，皇帝不听，使他几遭死刑。当时的佛教在中国只被视为一种印度的迷信，此教与他的孔子思想相抵触，他认为宪宗迎这种使人丧失活力的迷信，必使百姓受害。因此，他不顾一切，于803年呈上一纸谏章。这篇谏文，可说是典型的中国散文，文辞朴实无华：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翫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
在这项迷信与哲学的冲突中，你当然可以猜到迷信要获胜了，因为凡人皆贪快乐，而不喜智慧。韩愈终被贬谪到蛮夷群聚的广东做刺史。韩愈无怨言，并尽心以身作则，用孔子的思想来教化这些蛮夷；他在那里的所为极为成功。故至今在他的画像里，还常看到这句题词：“所过者化。” 最后他又被召回国都，再为国家效劳，当他死时已重获了应有的尊重和荣耀。他的灵位得以入祠孔庙，因为他曾奋不顾身地为儒家思想而奋斗以抵抗曾经显赫一时而今衰落的佛教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