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哲学史中，孟子的地位仅次于孔子。孟子原名叫孟轲，后来鲁国君王为尊称他，而称之为孟子。受过拉丁文训练的欧洲学者，把孟子翻译成 Mencius，这与他们把孔夫子翻译成 Confucius 一样。
关于孟子的母亲，我们是相当熟悉的，因为中国历史学家曾写下许多关于孟母的故事，这使得孟母成为一位家喻户晓的模范母亲。孟母三迁的故事，几乎人人皆知：一迁是因为他们住于坟旁，孟母恐怕孟子学了殡葬者埋葬的行为；二迁是因为住于屠宰场旁，孟母恐怕孟子学了屠夫杀生的行为；三迁是因为住于市场旁，孟母恐怕孟子学了商贾欺骗的行为。最后，他们迁到学校附近，孟母才满意了。当孟子不专心向学时，孟母就故意在他面前把线梭弄断，孟子便问她，为什么这样地不小心，孟母就解释给他听，说这是故意模仿他的那份粗心和缺乏努力向上学习的意志。自此，孟子变成一位很勤勉的学生，并竭力抵抗与其夫人离婚的引诱。他自成一学派，收容许多弟子，接受各国君王的邀请前往论政。孟子曾因孟母年纪已大，而不愿远离，但孟母说了一大段话，勉励他出国：
以言妇人无擅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也。故年少则从乎父母，出嫁则从乎夫，夫死则从乎子，礼也。今子成人矣，而我老矣，子行乎子义，吾行乎吾礼。
孟子走了，因为教诲便是统治的一部分，刚教完了一国，又发现他国也需要他的教诲。孟子像伏尔泰一样，比较喜欢君主专制，而不喜欢民主宪政，因为要实施民主政治，则须教育全国人民；而实施君主专制，只需要教育君王一个即可。改正君王思想错误的所在，只要君王改正过来，则国可治矣！孟子首先到齐国，企图改正齐宣王。齐宣王曾给了他一个位尊的官职，但孟子拒不接受俸禄。但不久，孟子发现齐宣王不肯接受他的政治学说，于是孟子转到滕国。滕文公深受影响，变得极为虔诚，却是个不知灵活运用的傻君王。孟子心灰，再回到齐国，为了要证明他的智慧和见识又增长了不少，他接受了齐宣王赐给他的一个厚位。几年之后，孟母去世了。孟子极为铺张地办了这桩丧事，他的门下弟子大感惊骇，孟子对其弟子说，这只是表示他对母亲的孝敬而已。又过了几年，齐宣王发动战争，他不满于孟子那种不合时宜的和平主义论调，而把孟子解了官。孟子听说宋襄公很欣赏他的学说，于是他便到宋国见宋襄公，但他发现他所听到的实在是虚言。每个君王都有许多的借口，不愿接受孟子的规劝。有的说：“我有兵甲，我要扬威天下。”有的说：“我有兵甲，我要富甲天下。”孟子不再周旋于各国君王之间，他把他晚年的精力全部用在教诲学生和记述他与当时各国君王的对话。虽然我们无法评定他的著述与兰多（Walter Savage Landor） 相较，要高明在哪里。虽然我们无法肯定《孟子》一书是他自己作的，还是他的学生记的，也许都不是或都是，但我们敢说《孟子》一书在中国的哲学史上，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孟子的言教，如孔子那样隽永。在《孟子》七篇当中，谈的尽是道德和政治的哲理，而不似老子，所言尽是玄之又玄的形而上学。孟子感兴趣的是如何来追求美好的人生，建立王道的政治。他最根本的一个出发点是认定人性本善。他认为社会问题的发生不是因为人的本性使然，而是由于政府的腐败。因此，他主张应由哲学家来当政，要不然君王必须有哲学家的修养：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仁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
贤明的君王不应与他国交战，而应与大家的共同敌人——贫穷——相抗衡，因为贫穷和愚昧才是罪恶和混乱的根源。“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这是孟子对于社会动乱的基本看法。所以，政府应当替人民的福利着想，使他们对上足以侍奉父母，对下足以蓄妻子；并应规划经济的措施。“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关，讥而不征。”全国实施义务教育，为发展文明之首要根基。完善的教育要比美好的法律，容易赢得民心。“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当我们了解孟子因他的激进主义而遭到各国君王的反对，因他的保守主义而遭到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耻笑时，我们知道我们文明时代所存有的政治、态度以及解决之道这些问题早就已存在了。当楚人许行举起贫民阶级独裁的大旗，疾呼农工阶级治国的宏论，许多“有识之士”相率呼应之时，孟子讥讽这种新说，力主应由饱学之士主政。但是孟子谴责人类怀有利益的动机的说法，他指责宋企图以利益的得失来说服秦楚两国不要交兵：
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论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孟子承认有革命的权利，而且他还当君王的面表示赞成。他指斥战争是一项罪恶，他对于那些崇拜战争英雄的人，这样谴责：“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孟子并有“善战者，服上刑”的说法。）孟子又说：“春秋无义战。”他谴责宫廷生活的奢华，并严斥君王只会养肥自己家的猎犬，而不顾百姓的死活。有位君王曾向孟子诉苦，说他无法防止饥荒，孟子告诉他应当让位。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不但有权利驱逐君王，而且甚至随时可以杀掉他：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这实在是一个大胆的论说，孟子的这种革命说已为中国的君王和百姓所承认，他们认为一个君王要是丧失了民心，就等于丧失了天意，因而可以推翻。明太祖看了孟子与齐宣王的这一段谈话之后，非常气愤，下令把孟子在孔庙中的地位降下来——孟子的牌位是在1084年由当时的君王正式训令颁赐的。但不到一年，孟子的牌位又恢复了。直到1911年清朝被推翻时，孟子一直是中国的一位英雄，在中国正统的哲学史中，其影响力和地位仅次于孔子。而孔子也正因为有孟子和朱熹这两大门徒，才使得儒学在中国居于领导地位达2000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