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道，虽然是在他死后才大行，但那种成功是完美的。他那日常生活及政治上的哲学，深受中国人的喜爱，他所坚持的哲学被实现的可能性，随着他的死而消失了。因为士并不安于其为士，在孔子死后几百年里，中国的士大夫一直孜孜不倦地奉孔子的学说为教条，并创立儒家学派使它成为这个大帝国中最具影响力的集团。孔子的学说由其弟子传授，全国到处都是孔子的学派。孔子的学说由孟子加以发扬，并代代由其门徒加以修订发扬。这些学派成了中国知识阶级的中心，在几千年的政治腐败中，它们保持了中国的文化。这恰似西方的修道士在罗马帝国没落之后的黑暗时代里，保存了一些西方古代的文化和社会的典章制度。
此时，法家亦兴起，曾在孔子的政治学说中，图争一席的领导地位，这一派曾影响了国家的政策。法家认为，政府要完全依赖贤能的官吏和善良的人民，实在是相当冒险；历史告诉我们，能够成功地实现这些理想原则的君王实在很少。法家坚信，只有法律，才能治国，人是无能为力的；他们主张，法律必须要强制实施，直至使法律变为社会的一种自然力量，使人民自然而然地遵守，直到无须强迫时为止。人民本身并没有足够的智慧把自己管理得很好；他们必须要在专制的统治下，才会表现得很好。甚至商贾之流，也不见得聪明到哪里，他们为了追求财富，而往往损害国家的利益。有些法家认为，国家采行资本社会化、商业专卖化、防止物价操纵及财富的集中等措施，也许要比较好。这些学说曾在中国的历史上不时地出现过。
但最后，还是孔子的学说胜出了。虽然，秦始皇擢用法家李斯为其宰相，命令焚书坑儒，下令将史书、民间私藏诗书百家著作，一律焚毁，仅留医药、卜筮、种树等书，同时严禁私学，学法令须以吏为师，以消灭孔子的思想学说。但文学比刀剑更有力，秦始皇要求烧焚孔子的这些“四书五经”，反而变得更神圣、更珍贵，那些为了要保存“四书五经”而壮烈牺牲的士大夫，变成了受人景仰的烈士。
秦朝仅短短地延续了15年，汉武帝崇尚儒学，立“五经”博士，又置博士弟子员，由博士授之以经，并劝以官禄；武帝更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发扬孔子学说。武帝并令立祠以纪念孔子；将“四书五经”镌刻在石上，孔教变成了国教。魏晋南北朝时，士大夫崇尚老庄自然虚无之说，玄学成了学术的重心。再加上佛学的传入遂使孔学失色不少，直至唐朝，孔教始再抬头，唐太宗下令建立孔庙，在全国各州县置学，讲授孔学。宋朝以理学为主，理学系由儒、释、道三种思想融合而成。孔子的思想传到了海外，尤深深影响了日本哲学的发展。从汉到清，孔子的学说主宰中国达2000年之久。
中国的历史就是孔子思想的影响史。“四书五经”成了学校的教科书，每一个学生都必须熟记。古代哲人的教条深沁于人之心中，使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种庄严奥妙的感受。由于这种儒学的熏陶，中国遂发展出一种和谐的社会生活，追求知识崇尚智慧的狂热以及稳健的文化。中国虽屡遭侵略，但其文化不但能屹立不倒，而且还能同化异族的文化。除了儒家之外，只有基督教和佛教，才能影响中国人。一如过去，在今天，要医治由于知识的爆发、道德的堕落、个人及国家的品格衰弱，以及那使个人遭到混乱而起的痛苦，实在没有比孔子的学说和教条这剂药方更好的了。
但是，孔学并不是万灵药。它对于抑制混乱和衰弱很有效，但在求变求新的国际竞争压迫下，对于一国的发展，它是个桎梏，那些维系个人和社会秩序的礼教，几乎使得人无法动弹，而造成一套永不改变的模式。孔子的教条彻底地束缚了人类自然而充沛的冲劲。孔子的那些礼教实在太完美了，以至于显得过分的严肃。在孔子的教条下，简直没有豪放和冒险，爱情和友谊也过分地受到拘束。它使妇女一味因循，贬低了自己。它使国家一味保守，阻碍了进步。
但我们不能把这些都归咎于孔子，我们不能苛求一个人要考虑到2000年后的事。我们对思想家的要求是，期望他能引领我们走上认识的道路，在这方面，有几个人能胜过孔子呢？在今天，在知识的广增和环境的变迁下，当我们翻开“四书五经”时，我们愈感字字句句的珍贵，我们甚至感觉孔子是在这个时代中，如何地指引着我们，不知不觉中，我们忘了他那些陈腐的话与令人难以忍受的高调，而使我们也同意孔子的孙子子思对孔子的赞语：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譬如四时之错行，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