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就这个道理平心而论，当我们活了50岁后，就会采取这种人生观，就我们所知，这种人生观可能要比我们年轻时代的诗歌还要睿智得宜。假使我们是异端或是年轻人，但想开导我们的一知半解，就必须融入这种哲学之中。
我们从孔子的学说中寻找不出一个哲学“体系”——一个为某观念所统摄的前后一贯的逻辑架构、形而上学、伦理学及政治学（就像尼布甲尼撒王的宫殿一样，每块砖都刻有治者之名）。孔子教导学生推论的方法，并不经由各种推理法则或三段论法，只是借着他的敏锐心智，不断地观察学生的看法；因此，当门下弟子离开孔子后，对于理则学或将一无所知，但思路非常敏捷且都能提纲挈领，把握住要点。思想表白以达意而止，不以富丽而工，更不应强不知以为知而妄说，此实为孔子的首要课程，所以说：“辞，达而已矣！”——一般哲学论著常未记取这个教训。又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在他看来，思想的混淆与言辞的诡巧，都是国家的灾祸。在一个国家中，要是君不尽君道，则不称之为君；臣不尽臣道，则不称之为臣；父不尽父道，则不称之为父；子不尽子道，则不称之为子——如此，才能端正君臣父子之道，才可消弭名不当实之祸。因此当子路问孔子说：“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的回答很叫学生惊讶：“必也正名乎！”
孔子最关注的乃是把他的哲理运用到行为与政治上，因此他避开形而上学，并且训示门徒不要费心于怪异与天理之事。虽然他时常提及“天”与祷告，且劝导门人恪遵祖先祭祀的礼仪和国家的祭典，但他语常不语怪，语德不语力，语治不语乱，语人不语神。对神学问题，一概采消极态度。因此，现代评论家都称他为不可知论者。当子贡问人死后有知还是无知时，孔子拒绝给予明确的答复。当季路问事鬼神，孔子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季路又问：“敢问死。”孔子答道：“未知生，焉知死？”当樊迟问智，孔子答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更有进者，他的门人告诉我们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无疑，其门人弟子常困扰于这种务实的哲学，并渴望孔子为他们解答鬼神造化之秘。《列子》有一则故事，孩童讥笑孔子无力回答一个问题：太阳是在黎明看起来大时，还是在中午热时接近地球呢？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孔子唯一的形而上学乃是探求所有现象的一统，以及努力寻觅行为法则和自然规律之间的稳定和谐。因此他向子贡说：“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子贡答说：“然！非与？”孔子说：“非也！予一以贯之。”一理浑然，泛应曲当，这正是哲学的本质。
孔子最关心道德问题。在他看来，时代的紊乱其实就是道德的紊乱。当时社会之所以分崩离析，就在于远古信仰的式微和诡辩怀疑论的充斥，以至于是非不明，使人无从取舍。匡正之方，不在于恢复过去的信仰，而在于热诚地探求更完整的知识，以及重建一种根植于有序家庭生活的道德。孔子的方案，扼要且有力地表达在著名的《大学》中：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正是孔子哲学的主旨与本质。我们或可忘记孔子与其门人所有的语汇，但生活依然会深受这些“事物之本质”的影响、引导。孔子以为列国之所以争战不休，就是因为列国的政治不上轨道；列国政治之所以不上轨道，就是因为由家庭而来的伦理法则未能取代自然的社会秩序；家庭之所以混乱离散而不能取代自然的社会秩序，就是因为人们忘了如果他们不修治自身，便不能整齐家庭；人们之所以不修治自身，就是因为他们的心意并非真实无妄——那就是说，他们并未洁净他们自己纵欲的灵魂；他们的心意之所以不能无妄，就是因为不诚意，做事殊少公平真实，徒知隐藏自己的本性，而不知显示自己的天性；他们之所以不诚意，就是因为他们让欲念扭曲事实并妄下断语，而不先客观地探查周遭的事物，以增进自己的知识至最高点。让人们的意念真诚，而后才有洁净之心；让人们的心洁净，他们就会修治自身；让人们修治自身，他们的家庭自然就会整齐——不靠道德的说教或是感情的惩罚，而借自身榜样的默思功夫；让家庭用知识、诚意、楷模来整洁，如此，自发自生出的社会秩序，将很容易地导致仁政的政府；让国家保持内部的正义与安宁，那么天下将是和平幸福的乐土——这是一个完美的远景，但忽略人本是捕食的动物。然而，如同基督教，它给我们一个可追求的目标与一条可攀登的阶梯，这正是哲学可贵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