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是孔子之前最伟大的哲学家，智慧高过邓析；他深知清静之智，年寿极永——虽不能考定其年岁多少，但享高寿则属无疑。老子曾任周守藏室之史，素恶政客的阴狠奸猾，中国历史学家司马迁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所终。”传说他活了87岁。老子留传后世的，只有他的姓名和他的书，可是此两者或许都不属于他，老子与《老子》仍然是无法揭晓的谜底。老子是一个描述词，其意义乃是“古博真人”；他的真实姓氏，据说是李——那就是说一棵李树。 很多人怀疑《老子》的真实性，学者更常引经据典争辩它的出处。 然而通常来说《道德经》是道家哲学最重要的范本。据中国学者的意见，道家哲学远存于老子之前，总其大成于老子之后，并且蔚然成风演化为不少中国人的宗教。《道德经》出自何人的手笔，倒是次要的问题，最重要的乃是它所蕴涵的思想，在思想史上，它的确可称得上是最迷人的一部奇书。
道者，道也：是自然之道，也是摄生之道；照字面的意义，即是道路。根究言之，道即是无思无虑；因为就道家来说，思想是非常无聊的东西，思想只适于辩论辞说，对生活却是害多于利；只有弃智绝巧，只有过淳朴自然的节制生活，才能寻得“道”。知识并非美德，教育普及，恶行反而增多；知识并非智慧，圣人与“知识”相去十万八千里。最恶劣的政体，莫过于哲君统治的政府，因为哲君为理论会“弄巧成拙”地破坏了自然程序，而他们那繁杂的识见和空泛的言论，正是无法至治的符号。
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绝学无忧……
是以圣人之治……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智者必危害到国家，因为智者满脑子都是治丝益棼的法令制度。智者希冀建构一个几何学式的社会，却不知法令制度会灭绝生活自由与人生活力。淳朴无知的人从经验得知安乐与工作效率的获得，确实在于自由自在的生活。这种人当权，为害必少，因为他知道法令是危险的事物，并且害多利少。这样的治者一定尽可能少管百姓；其治理国家必弃绝机巧和苛扰，而引导国家走向一个返璞归真的淳朴境界。在这种淳朴之中，生活必以无思自在的自然为依归，就是著书立言，也因其是纷扰自然的方法而要舍弃在一旁。人民自发的经济动力（食与性），在无政府法令的妨碍下，必会朴实且有益地推动生命的机能。在这种社会中，绝少发明物，因为发明物仅能增加富人的财富与强者的权势；在这种社会中，绝无书籍、律师、工业，而仅有农村买卖。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所企求的是什么？如同卢梭，老子反对人为的一切事物，截然划分文明和自然，这正是“现代思想”异口同声所讲求的。自然即是自然活动，天地万物的无声周行，如春夏秋冬的轮序，日月星辰的运行。道，周行且表现在溪流、岩石及星辰等万物中；它是公正的、非人的及理性的万物法则，假使人要过幸福和平的生活，则其行为必须顺从自然之道。万物的法则是道（宇宙之道），行为的法则也是道（生活之道），根究而言，这两种道其实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人生的本质因而是自然的节奏之一。在宇宙之道中，自然的法则汇合为一而构成斯宾诺沙所谓整个真实的“本质”；在其中，所有的自然形式和种类都能寻得一个适当的位置，并且各种差异与矛盾合而为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种种殊相都化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统一。
老子认为在远古之时，人与其生活皆源自大自然，因而是朴实且安乐的，并且整个世界也是和谐快乐的。但当人类获取“知识”后，生活因种种机巧发明而变得繁忙复杂，心灵与道德的纯真也失落殆尽，人们离弃了田野而涌向城市，并且开始著书写作；从此以后，人类遂陷于悲惨的境地，惹得悲天悯人的哲学家感伤不已。识见高远的人将规避都市的复杂，远离腐败的文明，逃脱衰微的法令迷宫，而自隐于大自然之中，没有城镇、书籍、污吏以及徒劳的改革者，反可以游目骋怀，自寻乐趣。这种无知无虑的满足是人类能够寻得的唯一的长久快乐，此种满足之秘，就在于斯多葛学派所谓的顺从自然，即弃绝所有的人为与智慧，而在本能和感受上虔诚地接受自然的命令，谦下地模仿自然的无息方式。也许再也没有比下述诸言更睿智了：
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
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在每一个领域中，无为（不去强加干涉万物的自然程序）便是识见高远的标志。假使国家秩序大坏，最适当的匡正方法便是不去改革，而使个人生活有序地运行；假使遭遇抗力，最适宜的方针便是不去争辩、争斗或发动战事，而要谦逊，并要软弱、宽容，如此方能制胜；消极常比积极更能获胜。老子曾以几乎和基督相同的声调说：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报怨以德。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柔之胜刚。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在老子所有的观念中，就以这种哲人概念最引人注目。只论哲人（sage）不谈圣者（saint）以及讲智多于言善，正是中国思想的特质。对中国人而言，理想并非虔敬的献身，而是熟思与恬静的心灵。因此，虽适于身居高位，但最好隐归田园，返于朴实清静。清静是智慧的起点，而智慧不能口传，只能靠楷模与经验的启发顿悟而传递，所以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识见高远的人都是谦下柔顺的，年届半百时 必能发现知识的相对性，得知智慧的缺点；假使他知道得比他人多，他将深藏若虚；“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他所同意的，是无知的人，而非学养渊博的人，但他并不因之而吃亏，或为“生手”的矛盾本能所苦。他不重视富贵，而将七情六欲禁绝到几乎与虔诚的佛教徒相当：
塞其兑，闭其门……和其光，同其尘……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我们无须一一列举这些与卢梭论点相对应的观念，他们两人可说是同一模子铸造出来的，只是日期先后有别而已。类似的哲学之所以有周期性的重现，乃因在每个世代中，总有人疲于斗争，倦于竞奇，烦于复杂，并且厌恶城市生活，所以，农村情趣的描绘，理想色彩总是很浓；田园诗的抒发，必定要有长久的城市背景。“自然”或有助于伦理，或有益于神学；它较适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尼采的超人说，但不适于老子与基督那不加计较的亲切人情。假使某人皈依自然，顺从自然而为，则他残杀吞噬敌人的可能性要超过履行他自己的哲学，并且一定绝少谦下与清静的机会。性喜田猎的人，不利于辛劳的耕种；农业正如工业一样也是“非自然的”——但在这种哲学中，顺从自然有医疗的效用；当我们的“火焰”低落时，也许我们将在其中看到智慧，并且在宁静的群山和广阔的田野中，求得诊治的安宁。人生不外是伏尔泰与卢梭，孔子与老子，以及苏格拉底与基督，一下子趋向伏尔泰，一下子趋向卢梭，一下子趋向孔子，一下子趋向老子，一下子趋向苏格拉底，一下子趋向基督。等到每一个想法占据我们的心灵，并且不太明智或过分地为它奋斗过时，我们将倦于战斗。然后我们将和卢梭、老子耽于森林中，而与动物为友，并且比马基雅维利更知足地以朴实的农夫心境相互交谈；令整个世界自生自灭而不费心地企求进一步的改革。或许，除了《道德经》外，我们将要焚毁所有的书籍，而在《道德经》中寻得智慧的摘要。
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哲学对孔子的刺激程度。当孔子34岁时，来到周室的首都——洛阳，问礼于老子。 据说，老子严厉且意味深长地简答如下：
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这位中国历史学家说孔子立刻感知这些话的真意，非但不动怒，反而在归途中向他的门人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然后，孔子开始履行他的任务，并且成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