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这个时代特有的产物。无疑，在每个时代中，人类的好奇心总是远超过人类的智慧，他们的理想总是为他们的行为高悬一个不可能企及的榜样。追溯到公元前1250年，我们便可以在一些断简残篇中，寻得鬻子所倡议的宗旨。这种宗旨在当时已陈腐不堪，但对一些文字贩子来讲，直到今天它仍然是非常新颖的，因为这些文字贩子并不知道所有的荣耀总以苦楚结束。“去名者无忧”——没有历史的人才是快乐的人，这仍然是一个好忠告。从那个时候起直到今天，中国不断地产生了许多哲学家。
如同印度是形而上学和宗教的圣地，中国乃为人道哲学之家。在中国所有的著作中，《易经》——形而上学唯一的重要作品——是一部奇特的书籍，由此展开了中国思想史的记载。《易经》传为文王——周朝的开创者之一——在狱中所著，但的源起也可远溯至伏羲氏，这位传说中的帝王画制八卦——中国形而上学与自然因素、自然法则合而为一。每一卦包括3条横线，连续线代表阳，间断线则代表阴。在这神秘的二元论中，阳代表刚实、强健以及乾天（仁、爱、宽、生）；阴则代表虚灵、柔顺以及坤地（戾、恶、急、杀）。周文王成了不朽人物，但也伤尽千千万万中国人的脑筋，因为他复合笔画符号，把连续线与间断线的可能组合，画为64卦。这些排列类万物之情，而与自然法则相辅相成。不但如此，所有的科学与历史皆包含在这些组合的交互变动中；所有的智慧皆蕴涵在64卦中，即诸卦代表诸概念；归结而言，所有的事物皆能简化为相互对应之宇宙的两大基本因素——阳与阴。中国人把《易经》当作占卜手册，并认为《易经》是他们最伟大的著作；据说，了解这些组合的人便能掌握自然法则。因此，传经义的孔子乃把《易经》列于一切著作之上，并希望“加我数年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这本奇特的著作，虽然合于中国灵魂的微妙神秘论，却与中国哲学的积极实用精神大不相同。追溯至我们能够探察的古中国时期，我们即可寻得许多哲学家，但这些先于老子时代的哲学家大都已逸名或仅留下一些断简残篇。正如5、6世纪的印度、波斯、犹太及希腊，当时中国的文学和哲学也百家争鸣，天才辈出；就像希腊，它也始于理性论者的“启蒙”。战乱时代开辟了布衣才俊上进之途，并且在民间产生了广求精于传授艺术之导师的需要。很快，这些民众导师发现神学的不可靠性、道德的相对性以及政府的不完善，并开始攻击旧制，各自企求各自的“乌托邦”，但多数为当局所杀，因当局发现杀戮比答复来得容易多了。据传说，孔子在鲁国为相时，曾诛一位乱政的官员，其理由乃为“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袤荧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历史学家司马迁接受这个故事，但是，有许多历史学家否认之。我们希望这不是一件真实的事。
在这些聪慧的反动者之间，最享盛名的即是邓析，在孔子幼年时，邓析为郑驷歂所杀。据《列子》，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他的敌对人士指责他今天证明了某件事，如果有合意的报酬，隔天便又证明极端相反的事件。对到衙门打官司的当事人，他一概予以竭诚的服务，而且一视同仁，并无偏爱。一位仇视他的中国历史学家谈及一则有关他的风趣故事：
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
邓析私造刑法——后来证实不太切合郑国的国情。郑国宰相为邓析非难政治的“县书”所激怒，遂下令禁止这种文章的张挂。因此，邓析遂亲自散发这些文章。这位宰相又禁止散发。于是，邓析把这些文章混在他物里，偷偷地送给读者。宰相令无穷而邓析应之也无穷。后来，郑国处死了邓析，结束了这种纷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