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行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并非这些征服者所创造的，而是渐渐成长的。在原初时代的农业社会里，人们常共推领袖组成部落团体，以保护田地、防御蛮族，同时，他们彼此之间也时常相互征伐兼并、弱肉强食，因此封建制度便在这种情况下逐渐成长了。在某一时期，竟有1700个以上的诸侯国。诸侯国通常是有高墙的城镇，墙外环绕有广阔耕地以及农户，如此遂构建成一个面面俱到的防御屏障。慢慢地，这些诸侯国渐渐合并成为55个，其面积包括今天的河南以及陕西、山西与山东的邻近部分。在这55个诸侯国中，最重要的乃是齐国与秦国。齐国奠定了中国政府的根基，而秦则吞并六国，建立统一帝国，其国威远播，震撼全世界。
齐国最有组织才干的，即是管仲，他是齐桓公的政治顾问。原先，他帮助桓公的弟弟公子纠争夺齐国的天下，在王位争夺战中，桓公几乎被射杀了。然而，争战结果是桓公获胜取得王位，他俘虏了管仲，却没有杀他，反而任命他为齐国的宰相，这就是“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的故事。他起用铁器代替青铜，继而实行盐、铁专卖和管制，推行鱼与盐的税收制，以救济贫民，奖励才干之士，如此，通货积财，富国强兵，遂使桓公称霸诸侯。在他的长期治理之下，齐国大治，变成了一个“国富民安”的国家，行政效率高，币值稳定，文化灿烂。绝少颂扬在位者的孔子称赞管仲说：“民到如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中国在封建王朝时，便已孕育出君子谦恭礼让的特质。逐渐地，制定了许多礼节、仪节和荣誉等的法典，而这种法典后来变得非常严格死板，以致在上层社会阶级中，竟成为宗教的代替物。法律的基础也奠定了，但人民常挣扎于习俗和法规之间。秦国和郑国所颁行的法典（分别于公元前535年和前512年）多数是针对农民的恐惧而制定的，农民预知触犯法典便要受神的惩罚——的确，郑国京城不久就为火所焚毁了。这些法典部分适用于贵族，贵族在自律与自我约束的条件下，可以免除法典的规制；至于身属上流社会的刑犯，则被允许得以自裁。但后来，百姓抗议说他们也具自律能力，并祈求一位哈莫狄奥斯（Harmodius）或阿里斯托吉顿（Aristogiton） 来解救他们，使他们免于专制法律的暴虐。结果，这两股敌对的势力——习俗和法典，终于达到一种互补性的妥协，法典的适用范围仅及于举国重大的问题，而习俗则行于日常事务。然而人际事务概属些微琐事，于是习俗成为维系社会的纲架。
我们可以从《周礼》一查知前述各种典制的明确陈述。《周礼》相传为成王的叔父，也就是周朝的宰相周公所著。这部著作或疑其融浸有孔、孟的精神，因而有人认定它可能是周末而非周初的作品。《周礼》树立了2000年来中国人的政府概念：君王以“天子”和上帝尘世代理人的身份治理百姓，并因美德与虔敬而掌有权力；贵族半由天生、半由训练而能襄理国是；百姓以耕种为本，生活于族长制的家庭中，可享民权但不能干政；六部分掌君王的起居生活、百姓的福利与婚姻、宗教的仪式与占卜、战争的筹划与进行、正义的维护、公共设施的兴建。这几乎是一部理想的法典，很可能出自柏拉图类型的某一匿名人士之手，为已沾染权术的政治领袖所著的可能性很小。即使最完善的法制也根绝不了丑陋的恶行。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史乃妄作胡为与不时改革的混合史。财富虽然增加，但挥霍无度腐化了贵族，音乐家、凶杀犯、哲学家以及娼妓混杂于朝廷，聚集于洛阳京都。新王朝奠基后，夷狄常袭击骚扰边境。战争本为抵御的必需手段，很快变为攻杀的方法；它渐起于贵族竞屠百姓的博戏——屠杀了数以万计的首级。在此两百多年间，臣弑其君的事件，约有36起之多。故此酿成了无政府的状态，使圣贤之士大失所望。
当时的社会既然是这样地混乱，生活既然是这样地艰苦，其进步也就很缓慢。农民的播种与收获通常是为其封建领主，而少计及他自己。农民与其耕地本属封建领主所有，但这一王朝尚未终了之时，自耕农制就已兴起了。这个王朝——封建诸侯的松散联合——征用劳工，从事公共工程，利用广阔沟渠灌溉田地；官吏训导人民从事农业，栽培树木，更详细地督导丝织业。各地的捕鱼和制盐，皆为政府所独占。国内贸易兴盛于各乡镇，产生了一些小资产阶级，他们享有现代化的舒适：穿的是皮靴，着的是丝绸，乘的是马和车，出游则必画舫；至于住的则是精致房屋，桌椅齐全；他们的盘、碟，多为上等的陶器；他们的生活水准，可能高过梭伦（Solon）时代的希腊，或者努马·庞皮利乌斯（Numa Pompilius）时代的罗马王朝。
在四分五裂、异常混乱的情形下，中国的精神生活表现出蓬勃的活力，打乱了历史学家确立的通则。因为这混乱的时代树立了中国的语言、文学及艺术等的基础；建立了新生活，借经济组织和规定而获致新的安定；产生了新文化，这种文化尚未将传统的暴虐与帝国统治熔化于一炉，却为中国精神史中最富创造性的时期的社会架构。在许许多多的乡镇里，诗人咏哦诗歌，陶工回转他们的转盘，创造家铸造精巧的器皿，文雅的作家把语言的特质发挥得无比美丽，巧辩家将其技巧传给热诚的学生，哲学家为世人的败俗和诸侯国的堕落而憔悴。
随后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和语言更完美、更具特质的发展，但诗和哲学专属于这个时代，并形成中国思想的极盛时期。孔子以前的诗篇散失殆尽，遗留下来经孔子删定的多数诗篇收集在《诗经》中，其年代经历1000余年，起自商朝的古老作品，迄至相当毕达哥拉斯时代，是非常现代的诗篇。《诗经》共305首，有宗教的礼赞，有战争的苦痛，有征夫的乡思，有爱情的歌颂，有弃妇的幽怨……听，离乡背井、随时面临死亡的战士那无穷的哀伤：
肃肃鸨羽，
集于苞栩。
王事靡监，
不能萟稷黍。
父母何怙？
悠悠苍天，
曷其有所！
……
何草不玄？
何人不矜？
哀我征夫，
独为匪民？
这个时代似乎属于中国的开化初期，但《诗经》充满了爱情诗篇。从这些古老诗篇中的一首，我们听到那青年永不停止的反抗之声，好像在说没有什么事物会比反抗更古老：
将仲子兮，
无逾我里，
无折我树杞，
岂敢爱之？
畏我父母。
仲可怀也。
父母之言，
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
无逾我墙，
无折我树桑。
岂敢爱之，
畏我诸兄。
仲可怀也，
诸兄之言，
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
无逾我园，
无折我树檀。
岂敢爱之？
畏人之多言。
仲可怀也，
人之多言，
亦可畏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