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象亚洲最丑陋、矮小、衰弱的人，有着黄铜色的面孔和肤色、头发短灰的头颅、高颧骨、慈祥的小眼睛、阔大而几乎没有牙齿的嘴，还有宽大的耳朵、巨大的鼻子、细瘦的臂腿，腰间缠一块布，站在一个在印度的英国法官面前，为了向国人宣说“不合作主义”而接受审讯。或者想象他在一个缺乏陈设的房间里，坐在一小方地毯上，在他位于艾哈迈达巴德的真理学院内：他的瘦削双腿作瑜伽式交叉，脚底朝上，双手忙着纺织，面庞因为责任沉重而满布皱纹，他的心灵在活动着，凡是对寻求自由之事有疑问的，他都能给予胸有成竹的答案。从1920年到1935年，这位赤裸的纺织者是3.2亿印度人的精神和政治的领袖。当他在公众场合出现时，群众围绕上去触摸他的衣服或吻他的足。
一天有4小时他纺织那种粗糙的棉布，希望借他的榜样可以劝服他的同胞，来使用这种简单的自制品，而不去买那些毁了印度纺织工业的英国织布机的产品。他仅有的私人物件是三块粗布——两块是衣服，一块做床。他本是一个富有的律师，他的财产都已经给了穷人，他的妻子在经过一番主妇式的犹豫之后，也遵循了他的榜样。他睡在光地板或是泥地上。他以坚果、香蕉、柠檬、橘子、枣子、米饭和羊奶维持生存；经常一连几个月，他除去奶汁和水果外不吃其他东西；他一生中尝过一次肉类；偶尔他一连好几个星期什么也不吃。“我若是能不斋戒，那我也能不要我的眼睛。眼睛之用于外在的世界，好比斋戒之于内在的世界。”他感觉到在血液渐变得稀薄时，心灵变得清明了，不相干的琐事消失了，而基本的东西——有时竟是世界之灵魂的本身——从现象世界脱颖而出，像圣母峰之从云层上出现一样。
在他禁食以求谛观神明的同时，他也留下一个脚趾踏在地面上，而去劝告他的徒众每天灌肠一次，以免正当他们寻得神明时，却因身体自我消耗所产生的酸质而中毒。当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为着宗教的热情互相残杀，不理睬他和平的呼吁时，他绝食三个星期来感动他们。由于绝食与克制，他变得如此衰弱，以致当他向大批集合起来听他讲话的群众说话时，不得不坐在一张抬起来的椅子里。他把禁欲主义应用到性的方面，并且希望像托尔斯泰一样，把一切肉体的交接限制于经过考虑的求嗣之举。他在年轻时也曾过度地纵溺于肉欲，他父亲的死讯是在他“鱼水交欢”时被惊起而听到的。现在他一心忏悔，返回到童年时代所聆教的“梵志”——绝对的戒绝一切肉欲。他说服妻子和他如兄妹般共处。“从那时起，”他说，“一切的冲突都停止了。”当他觉察印度的基本需要是生育控制时，他所采取的不是西方的方法，而是马尔萨斯和托尔斯泰的理论：
我们了解这种情况的人，应不应当再生育子女呢？我们仅只是繁殖了奴隶和病夫，倘使我们继续繁殖，正当我们感到无所助益与无计可施时……在印度成为一个自由国家之前……我们没有权利生育后代……我丝毫不感怀疑，假如结了婚的人希望国家变好，希望看到印度成为一个有强健壮硕的男女国民的国家，将会实行自制，而暂时停止生育。
他性格中有些部分和那些传说中基督教圣徒所具有的素质出奇地相似。他并不提起基督的名字，但是他的行为显示出好像他完全地接受了《登山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自从阿西西的圣芳济（St. Francis of Assisi）之后，不曾有过一个历史人物具有如此突出的温柔、淡泊、单纯和宽恕等素质。他始终不懈的礼貌态度赢得了敌对者礼貌的回应。政府在送他进监牢时还向他道歉。他从不表露怨恨愤怒。他被暴众殴打过3次，几乎被打死。他一次也不报复。当他的一个攻击者被捕时，他拒绝提出控诉。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最猛烈的一次冲突中，莫普拉（Moplah）的穆斯林屠杀了数百名无武装的印度教徒，并且把他们的包皮献给安拉算作盟约。之后不久这些穆斯林遭了饥馑，甘地在全印度募集款项，并且丝毫不顾别人办这类事的先例，而把每一个“安那” 都送给了饥饿的敌人，一点都没有扣除“办事费”一类的款项。
甘地出生于1869年。他的家族属于吠舍阶级，奉耆那教派，实行不杀生的戒律。他的父亲是一位能干的吏员，却不擅长理财。他为着诚实而一再地失去职位，把近乎全部的家财都做了慈善的施舍，把剩下的部分遗留给家人。当甘地还是个孩子时便成了无神论者，因为他不喜欢某些印度教神祇的淫秽行为。为了表达他对宗教的永恒的谴责，他吃了肉。肉对他不合适，于是他返回了宗教。
甘地8岁订婚，12岁娶卡丝杜蓓（Kasturbai）为妻，她对他始终忠诚，历经他的各种冒险、富足、贫困、监禁、绝欲和苦修而不改。18岁时，他通过大学入学考试，到伦敦去学法律。到那里以后的第一年内，他买了80本关于基督教的书《登山宝训》，这在他初次读到时便直接进入他的心中。他接受了忠告，信从以德报怨，推爱及于自己的仇敌，认为这是人类理想主义最高的表现。他下定决心宁可本此而行遭受失败，也不愿背之而获得成功。
1891年回印度后，有一段时间他在孟买从事律师业，他拒绝为债务诉讼，并且总是保留着放弃一件他认为不公正的讼案的权利。有一件案子使他到了南非，在那里他发现他的同胞受着如此的虐待，以致他忘记了回国，而全心全力不要报酬地致力于解除在南非同胞之困厄的使命。经过20年的奋斗，政府也终于让步了。这时他才返回印度。
在印度游历时，他首次觉察到他的国人的绝境。他惊骇于在田中操劳的骷髅般的人形，以及在城市中操各种贱役的低下贱民。他感到国人在国外所受的歧视仅是国内之贫困与奴役的一个后果。然而他在战争中忠诚地支持英国人，他甚至主张那些不信仰非暴力主义的印度人去入伍。那时他不赞同当时要求独立的人，他相信英国人在印度的错误统治是一个例外，而英国政治本身是良好的。他认为在印度的英国政府之所以不好，正因为它违反了英国本国政府的一切原则。假如能使英国人了解印度人的情况，则他们将很快地接受印度，而在由自由自治组成的国协中，待之如兄弟之邦。他相信一待战争结束，英国计算了印度在人力物力方面为帝国所作的牺牲，便会不再犹豫地让她自由。
但战争结束时，“自治运动”却遭遇了《罗拉特法案》（Rowlatt Acts），它终止了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接着是在切姆斯福德（Chelmsford）的改革措施下所建立的软弱无力的立法院，最后又遭遇到阿姆利则的屠杀事件。甘地震惊之余，采取了断然的行动。他把历年来从英国政府得到的勋章归还给总督，他向印度发出积极不合作主义的号召来和印度的政府对抗。人民响应他的号召，不是以他所要求的和平抵抗，而是以流血与暴力，例如在孟买他们杀了53名不表同情的拜火教徒。誓守不杀生主义的甘地发出了第二次的通告，呼吁民众延迟不合作运动，理由是它已经逐渐堕落为一个群众暴力统治了。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显示过如此大的勇气，严格根据原则行动，而鄙弃着急功近利和阿附群众。全国对于他的决断感到惊异。民众原以为他们已经接近了成功，他们并不同意甘地认为手段和目标同样重要的想法。圣雄的名誉一落千丈。
就在这时（1922年3月）政府决定拘捕他。他毫不抵抗，拒绝聘请律师，也不替自己辩白。检察官控诉他由于本身著作的内容而应当为1921年的叛乱暴行负责，这时，甘地回答的言辞立即使他成为一个高贵的人：
我愿确认博学的主辩官员在孟买、马德拉斯和曹里曹拉所发生的事件所给予我的责备。深深地思考了这事，又经过许多夜晚睡眠时的萦念，我是绝然无法把自己脱出这些凶戾的罪恶的……博学的主辩官是对的，他说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一个曾接受良好教育的人……我早该知道我每一项行为的后果。我知道我曾经玩火，我冒着险，并且我一旦获释还是要做同样的事。我今天早上感到假如我未能说出我现在的话，那我便未尽到我的责任。
我本要避免暴行。我现在也要避免暴行。非暴力主义是我信仰中的第一条，它也是我的信条中末一条。但我不得不作选择。或者我必须屈从一个我认为曾经对我的国家施予不可补偿之伤害的一个制度，或者冒险承当我的同胞的暴怒，当他们从我口中得知真相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同胞有时是疯狂的。我深感抱歉，因而我来到此地承受的不是轻微的惩罚，而是最高的惩罚。我不要求恩惠。我不要求任何减轻的行动。我在此地，是要请求并且愉快地担当所能加诸我的最高的惩罚——为着一项在法律上属于一种蓄意的罪行，为着在我心目中则是一位公民的最高责任。
法官表示了深切的歉意，因为他不得不把一位数百万他的同胞认为的“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与领袖”送进监狱，他承认即使和甘地意见不同的人也把他视为“一个有高尚理想而生活高贵甚至神圣的人”。他判了甘地6年监禁。
甘地被单独监禁，但是他不抱怨。“其他的犯人我一个也见不到，”他写道，“虽然我实在看不出和我共处会对他们有什么害处。”但是“我感到快乐。我的天性喜欢孤寂。我喜爱宁静。现在我有机会来读一些在外面时不得不忽略的书”。他勤奋地修习培根、卡莱尔、罗斯金、爱默生、梭罗以及托尔斯泰的著作，也用琼森（Ben Jonson）和斯科特（Walter Scott）的作品打发冗长的时间。他把《薄伽梵歌》读了又读。他研习梵文、泰米尔语和乌尔都话，这样，他不但可以给学者写东西，也可以跟群众讲话。他在6年监禁期间拟定了详细的读书计划，忠实地遵照着进行，一直到有意外事件的干扰。“我总是以24岁的青年的喜悦心情坐下来读书，而忘记了我的54岁的年龄和衰败的身体状况。”
盲肠炎使他获得释放，他所经常责难的西方医药使他复原了。他出狱时，许多群众在监狱大门欢迎他，他经过时，很多人吻他粗糙的衣裳。可是他躲避政治和群众的目光，以衰病为由而避居在艾哈迈达巴德的学校里，一连好多年安静而与世隔绝地生活，仅与学生在一起。然而从那个避居的场所，他每星期经由他的喉舌《青年印度报》发表社论，阐说他的革命哲学与人生哲学。他要求跟他的人避免暴力，不仅由于那会毁灭自身——因为印度没有大炮——也由于这终究会演变到以暴易暴。他说：“历史教训我们，那些无疑具有真诚动机的人，在使用暴力驱逐贪婪的在位者之后，也会沾染上被驱逐者所患的毛病……我对于印度之自由的兴趣会中止，假如她采取暴力的手段。因为暴力的后果不是自由，而是奴役。”
他的信条中第二个要素，是对于现代工业的坚决摒斥，以及一种卢梭式的号召，要大家恢复到村庄务农和家庭工业的淳朴生活。把男男女女关在工厂里，用别人所有的机器制造出一些零件，那物品的整体他们是永远见不到的，这在甘地看起来不啻把人性埋葬在劣等货品所堆成的金字塔下面。他认为多数机器产品都是不必需的，使用它们所省下的劳力都花费在它们的制造与修理上。即使劳力果然有所节省，对于劳动者也没有好处，只是对资本家有好处。劳动者由于本身的生产力而被投入一种“技术失业”的惊惶之中。于是他恢复了1905年提拉克宣布的“自行生产运动”（Swadeshi）。“自行生产运动”和“自治运动”联合为一了。甘地把纺车的使用当作对国大党运动之忠诚的考验。他请求每一个印度人，甚至最有钱的人，穿用手织的布料，抵制英国外来货的机织品。这样一来，印度的家庭在沉寂的冬季也可听得到纺车的呼呼之声。
响应没有覆盖所有人，要扭转历史的行进方向是困难的。但是印度作了这番尝试。各处的印度学生都穿用土织棉布；出身高贵的女士放弃了日本丝的长袍而穿着自己做的粗布衣裙；娼寮中的妓女和监狱中的囚犯开始纺织；在很多城市中安排了盛大的“虚荣之宴”（Feasts of the Vanities），好像当年在萨伏那洛拉（Girolamo Savonarola） 时代所举行的那样，这时有钱的印度人以及商人从家里和仓库里拿出全部外国的布匹，抛到火中烧掉。有一天仅仅在孟买，就有15万件被火焰焚毁。
这一项脱离工业的运动失败了，但是它在10年的时间里给予印度一个反抗的象征，给那些沉默的千百万民众在思想上注入政治意识，而使之团结一致。印度人对于这种方式有所怀疑，但对于目标则感到尊崇；对于作为政治家的甘地虽有所质疑，对于圣人的甘地则衷心爱戴，而一时之间全体一致地对他表示着敬仰。泰戈尔这样说甘地：
他在千万赤贫之家的茅屋门口驻足，衣着好像他们之中的一个。他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向他们讲话。终于他们听到了活生生的真理，而不是从书本中引用来的字句。因为这个，印度人所奉给他的圣雄名字，是他真正的名字。其他有什么人会像他那样，感到一切印度人是他本身的血和肉？……当爱来到印度的门口时，那门已是大开了……在甘地的呼唤之下，印度如花卉盛开般去迎接新的伟大，正如同以前有过一次，在较早的时候——那时佛陀宣扬了一切众生之间亲爱与同情的真理。
甘地的任务乃是联合印度。他完成了这项任务。其他的任务有待其他的人去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