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之下，印度向宗教求得安慰是既自然又合乎性情的事。有一段时期印度对基督教热诚地欢迎。印度人发现基督教有许多道德和理想是自己数千年来便尊崇的。那位率直的让·迪布瓦神父写道：“在欧洲人的性格与行为被这些人熟知以前，看起来基督教好像会在他们之中生根。”整个19世纪，苦恼的传教士设法使基督的声音超过那些征服者的怒吼，以便让人听见。他们建立了学校与医院，在神学理论之外也散发了药物与慈善救济，并且让贱民初次被承认是人。但是基督的箴言与基督徒的行为对照，使印度人持怀疑与讥嘲的态度。他们指出使拉撒路（Lazarus）复活的事是不值一提的 ，他们自己的宗教中有更多更为有趣而惊人的奇迹，任何真正的瑜伽行者在今天仍能行使奇迹，而基督教的奇迹似乎已经完结了。婆罗门僧侣傲然地坚守本身的壁垒，并且给西方的正统教派提出了一种同样精妙、深刻而难以置信的思想系统。“基督教在印度的进展微不足道。”艾略特写道。
然而，虽然在300年间基督教吸收的信徒仅及人口的6％，耶稣感人的人格在印度的影响力却不是这实际数字所能衡量的。那种影响力的最初迹象出现于《薄伽梵歌》，最近的确证见于甘地与泰戈尔。最明白的事例是那个名叫梵社（Brahma Somaj） 的改革团体，这个团体是1828年由“现代印度之父”罗伊创立的。没有人会比他更加诚心诚意地去研究宗教。罗伊为读《吠陀经》而学习了梵文，为读佛教《大藏经》而学习了巴利文，为研究伊斯兰教和《古兰经》而学习了波斯文与阿拉伯文，为精研《旧约》而学习了希伯来文，为了解《新约》而学习了希腊文。然后他学习了英文，并且写得很自然优雅，以至于边沁（Jeremy Bentham）希望密尔（James Mill）能够以之为范本而学到一点东西。1820年，罗伊出版了《耶稣的理想：宁静与快乐之途径》，写道：“我发现耶稣基督的教理比任何我所知的其他教理更能导向道德原则，更适宜于有理性的生物使用。”他向感到愤慨的同胞建议一种新的宗教，它将弃绝多神崇拜、多妻制度、阶级歧异、童婚、寡妇殉夫以及偶像崇拜，并且将信仰一个神——婆罗门。像阿克巴大帝一样他梦想印度会在如此单纯的一种信仰之下联合起来；也像阿克巴大帝一样，他低估了迷信的普遍性。梵社在经过了100年有成效的挣扎之后，现在已经是印度生活之中一种灭绝了的力量。
伊斯兰教在印度少数宗教群众之中是最有力量、最使人感兴趣的一种，但对这种宗教的研究留到以后再谈。伊斯兰教尽管得到奥朗则布热心的协助，仍未能使印度转向伊斯兰教。奇迹是，伊斯兰教在印度也没有屈服于印度教。安拉在印度现在大约有7000万信徒。
印度人从任何外来的信仰那里都得不到什么安慰，在19世纪最能鼓舞他们的宗教人物，都是那些把教理与行事根植于印度古老信仰之中的。罗摩克里希纳（Ramakrishna）是孟加拉的一个贫困的婆罗门，有一段时期做过基督徒，也感到了耶稣的吸引力； 他在另一段时期又变成一个穆斯林，也参加了祈祷的严肃仪式。但是不久他的虔敬心便把他带回到印度教，甚至回到那可怕的时母女神，而变成了崇奉她的僧侣；他把时母转变成一种满怀柔情慈爱的母性女神。他摒弃理智的方式，而提倡“奉爱瑜伽”（Bhakti-yoga）——克制与爱的结合。“对于上帝的知识，”他说，“可以比作一个男子，而对于上帝的爱则像女子。知识只能进入上帝的外室，而除了爱一个人之外，没有人能进入上帝内部的神秘。”不同于罗伊，罗摩克里希纳不爱学习，一点梵文、英文也不学，什么也不写，并且避免知性的谈话。一个神气活现的逻辑家问他：“什么是知识、知者和被知的对象？”他回答：“这位善士，我不知道这些学问上的精妙细节。我只知道我的圣母，以及我是她的儿子。”他教导他的信徒，一切宗教都是好的，每一种宗教都是接近上帝的路途，或者是中途的一个阶段，适应于寻求上帝者的心智与情感。从一种宗教转信他种是愚昧的事，一个人只需要在本身的路途上继续下去，而到达他本身信仰的精义所在。“一切河流流向大海。流吧，让其他的也流！”他同情地容忍百姓的多神信仰，谦卑地接受哲学家的一元论，但是在他自身持有的信仰之中，上帝是生存于一切人之中的精神，唯一真正对上帝的崇信在于对全人类的慈爱服务。
很多纯良的人——富与贫，婆罗门和贱民都有——选择他做祖师，以他的名字成立了教派。这些信徒之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个骄傲的刹帝利青年纳伦德拉纳特·达塔（Narendranath Dutt，辨喜的原名），他读了许多斯宾塞、达尔文的理论，最初见罗摩克里希纳时，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却又为着无神论感到苦恼，但是他以为宗教便是神话与迷信，对此，他是不屑一顾的。罗摩克里希纳以耐心的慈爱征服了他，纳伦德拉纳特·达塔于是变成了这位年轻师父的最热心门徒。他重新把上帝定义为“一切灵魂之总和”，并且吁请他的同胞不要作无益的苦行默想，而要借着绝对的舍己为人来遂行宗教的信仰：
诵读吠檀多派和沉思默想的事，留待来生吧。让现存的躯体来为他人服务吧！……最高的真理是：上帝存在于一切有生之物。他们是他的复多的形体。此外并没有可寻求的上帝。唯有服务众生者才服侍着上帝！
他易名为辨喜，出国为罗摩克里希纳教会募集基金。1893年，他在芝加哥一文不名，走投无路。一天以后他在世界博览会的宗教大会上出现，以印度教代表的身份演说。他的庄严容貌，他的一切宗教合一的理论，以及他的单纯地服务人类以敬事上帝的伦理原则，使每一个人都为之心折。在他口若悬河的鼓舞之下，无神论变成了高贵的宗教，正统的神职人员则发现他们在向一个“异教徒致敬”，那人所主张的是舍生物的灵魂外并无其他的上帝。回到印度以后，他向他的同胞宣扬一种强健的教理，那是自《吠陀经》时代以来任何一个印度人所未曾提出过的：
我们所要的是造成男子汉的宗教……放弃这些使人衰弱的神秘主义，强壮起来……在今后50年内……让一切其他无益的神明从我们的心中消失。这便是唯一清醒着的神，我们自己的种族，到处都是他的手，到处是他的足，到处是他的耳；他覆盖一切……一切崇拜中最先者便是对四周人们的崇拜……这些都是我们的神——人与动物，而我们必须崇拜的最先的神便是我们自己的国民。
从此处到甘地不过一步之遥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