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育王以前的建筑物至今已荡然无存。我们还有摩亨佐—达罗的砖造物的残余，但是看起来《吠陀经》时代与佛教时代的印度建筑物都是使用木料的，而阿育王时代好像是第一个使用石块作为建筑材料的。我们在文学里读到7层的建筑，以及颇为堂皇的宫殿，但是没有一点痕迹留到今天。麦伽斯提尼描写旃陀罗笈多的皇家宫室，认为比波斯的建筑物好，除去波斯波利斯外，好像印度的宫室便是仿照它们的式样而设计的。这种波斯的影响一直延续到阿育王时代，而见之于他的宫殿建筑图样，这宫殿和波斯波利斯的“百柱堂”甚为相像；这种影响又见于阿育王时代之劳里亚（Lauriya）的优美柱子，它的顶端装饰着一只狮头。
阿育王皈依佛教之后，印度的建筑便开始抛弃这种外来的影响，而从这种新的宗教获取灵感与各种象征。这种转变，可明显地见之于一个大型的柱头，那是在萨尔纳特的另一根阿育王时代柱子的残余部分。这件作品的完美令人惊异，约翰·马歇尔认为它可与“任何在古代世界中的这类物件”媲美。这里有四只雄壮的狮子，背对背站着在守卫，在形状与表情上完全是波斯式的，但是在它们的底下有一条饰带，上面很精致地刻着一些形象，包括那非常印度化的宠物大象，以及非常印度化的佛教法轮的象征性物件，在这饰带的下面有很大的一朵石塑的莲花，而早先被人误当作一个波斯的铃形柱头饰物，现在已经被公认是印度艺术中最古老、最普遍和最具特性的象征。它的形象是直立的，花瓣下垂而花蕊微露，它代表世界的子宫；或者，它既然是自然的表象中极美丽的一种，便正好做神的座位。荷花或水莲的象征随佛教的传播而迁移，在中国和日本的艺术中甚为普遍。类似的一种形式，是用来做窗或门的设计图案的，变成了阿育王时代圆形屋顶的“马蹄拱形”，它最初得之于孟加拉的房屋顶部，用弯竹支撑而造成的“篷车”弯形。
佛教时期的宗教性建筑留下了若干残旧的庙宇以及许多的“塔庙”与“栏杆”。这些“塔庙”早先本是坟墓，佛教时期它成为一个纪念性的神庙，通常存放着一个佛教圣者的遗骨。塔庙最通常的形式是一个砖造的圆形建筑，顶端是尖塔，周围有刻着浮雕的石栏杆。最古老的塔庙之一在帕鲁德，但是在帕鲁德那里的浮雕是原始而粗糙的。在阿默拉沃蒂的长栏杆是最为美观的，共有1.7万平方英尺的面积盖满了小的浮雕像，其手工异常地精致，弗格森认为这栏杆“大概是印度最杰出的纪念性建筑”。这里面最有名的是桑吉（Sanchi）塔庙，它是波帕尔（Bhopal）一些塔庙之中的一个。那些石造的门看来是模仿古时的木门，也蕴涵了日后远东各地山门（pailus或toriis）的形式。在柱子、柱头、横木以及栋梁上面每一英尺的空间都茂密地刻着植物、动物、人与神的形体等。在东面入口通道的一根柱子上很精致地刻着一种永恒的佛教象征——菩提树，佛陀悟道之处；在同一通道里，有一位肉感的女神（Yakshi）优雅地据在一个托架之上，她四肢粗壮，臀部丰满，腰肢纤细，胸乳硕大。
死去的圣者长眠于塔庙之中，活着的僧侣则凿空山石建筑寺庙，以便孤独而安逸地在那里生活，免除风雨日晒之苦。有好几千座洞窟寺庙被建造，其中有的是耆那教徒或婆罗门教徒的，但大多是给佛教僧团用的。我们只要看在今天还有1200多个这样的洞窟寺庙存在，便可以判断印度宗教的推动力如何之强了。通常这些毗诃罗（vihara，即僧房）的入口是一个简单的马蹄形或荷花形的拱门。有时候，例如在纳西克，入口则是一列堂皇的、强固的柱子，兽形的柱头，细心雕刻的轩缘。通常入口都有图案精美的柱子、石屏或门廊来做点缀。寺庙的内部包括一处会堂（chaitya），有一些列柱把本堂与甬道隔开，在两旁有僧室，在里面尽头有一个祭坛，上面放置圣物。 最古老的洞窟寺庙之一，或者是现存最好的，是在蒲那与孟买之间的卡尔勒（Karle）。在这里小乘佛教完成了它的杰作。
在阿旃陀的洞窟，除去隐藏了佛教绘画中最伟大的作品之外，也和卡尔勒一样是那种建筑与雕塑合成艺术的展示所，这种艺术是印度庙宇的特色。第1号洞窟与第2号洞窟的会堂很宽广，它的顶部有清雅的雕刻与绘画，支持顶部的是有力的刻有凹槽的柱子，底部方正顶端浑圆，周围有花簇的带子做装饰，柱头则甚为硕大。第19号洞窟出众之处是一片满是肥硕的塑像与复杂的半浮雕的建筑正面。在第26号洞窟，巨大的柱子顶着一列饰带，上面布满了形体，那是唯有最大的宗教与艺术的热诚才能雕刻到如此细致的。阿旃陀是世界艺术史上的杰作。
在印度尚存的其他佛庙中，最动人的是在菩提伽耶的大塔，其纯粹哥特式的拱门特别有意味，然而看起来它的日期是在1世纪。总之，佛教建筑的余迹是零碎的，其优胜处也多在雕刻而少在结构。也许是一种流连不去的清教徒主义，使得它们在外表上看来严峻而素朴。耆那教徒对建筑较为关注，在11、12世纪，他们的庙宇是印度最好的。他们没有自创一格，而满足于在初期时模仿佛教的办法，在山石中凿空而建筑寺庙，然后又模仿护法神或湿婆式的庙，通常是在山上一簇庙宇外面围一道墙。这些也是外观朴素而内部复杂丰富——正好是谦虚生活的恰当象征。在这些庙宇中，出于虔敬之故安置了许多耆那教徒所崇敬的塑像，后来弗格森在沙查扎亚（Shatrunjaya）山的一簇庙宇中数得了6449个像。
在艾霍莱（Aihole）的耆那教庙宇几乎是希腊式的，是方形的，外面有柱，也有门廊，在里面有中堂。在卡杰拉霍（Khajuraho）的耆那教徒，包括护法神与湿婆的崇拜者，好像是要展示一下印度人的容忍，而非常邻近地造了大约28所庙宇。其中那一座近乎完美的性爱古庙（Parshwanath）里，圆锥形的尖塔，一个个雄伟地高耸，在它的内部各处雕刻的耆那圣者蔚为大观。在阿布山上，海拔为4000英尺，耆那教徒造了许多庙宇，其中两座至今犹存，维马拉（Vimala）与代杰巴拉（Tejahpala）的寺庙，是这个教派在艺术方面最大的成就。代杰巴拉庙的圆顶是那种令人心惊目眩的美，使得一切关于艺术的写作都无法准确描述和形容。维马拉庙是完全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有一些不规则的柱子杂乱无章地林立着，它们用一些形状奇妙的架子接到一个比较简单的雕刻过的柱头檐部（entablature）。在上面的大理石圆顶堆满了过多的塑像，但是它周围的雕花工艺则气势夺人。“其细节之精致以及装饰之适宜，”弗格森说，“大概在任何地方所有类似的实例中无出其右者。威斯敏斯特的亨利七世圣堂或牛津的哥特式建筑，比起这些来都显得粗糙而笨拙。”
从这些耆那教的庙宇，以及当时所建造的其他庙宇，我们看出从佛教神庙的圆形式样到印度中古时代的塔形式样的一种转变。会堂中间围列着柱子的本堂现在放在户外了，并且做成了一种门廊的样子，在这后面是僧室，而在僧室的上面有着一层层向后收缩的雕花而形状复杂的塔。印度北方的庙宇便是依据这种规划建造的。这里面气势最动人的是在奥里兹（Orissa）的首府布巴内斯瓦尔（Bhuvaneshwara）的一组，而这一组寺庙中最佳者是11世纪时建造的供奉护法神的拉贾拉尼（Rajarani）庙。这是一个巨大的塔形建筑，中间是若干半圆形的柱子连在一处，柱子上面满是塑像，又架了向里缩入的一层层石头，这整个向里弯曲的塔在最上面是一个大的圆形顶冠与一个尖塔。附近有林格拉迦（Lingaraja）庙，比拉贾拉尼庙大，可是不如它美丽。然而这表面的每一寸都受到了雕刻者的刀凿，故有人估计刻工的价钱3倍于建筑。印度人表示其虔敬，不仅在于庙宇的宏伟，也在于那些耐心做成的细节上。为了敬神，总是不惜一切代价。
其他印度北方的建筑伟构若要一一列出，而不加特别的描述或图片说明，是会使人厌倦的。然而要讲印度文明绝不能忽略了戈纳勒克（Kanarak）的苏利耶（Surya）诸庙，布里（Puri）的札格纳特派（Jagannath）的塔，沃德讷格尔（Vadnagar）的可爱通路，在瓜廖尔的萨斯巴胡（Sas-Bahu）以及泰利克（Teli-ka-Mandir）的巨大庙宇，还有也是在瓜廖尔的众多宫殿，以及在奇托尔的胜利之塔。超群出众的是卡杰拉霍的湿婆诸庙，而在同一城市里，卡瓦尔·玛斯（Khanwar Math）寺的门廊圆顶再度显示了印度建筑的雄健之力，印度雕塑的富丽与细致。即使已经是一片废墟，在象岛的湿婆庙，其巨大有凹纹的直柱，那些“菌形”的柱头，无可比拟的浮雕，有力的塑像，都使我们想起一个国力充沛艺术精湛的时代，而那个时代至今几乎已无人记得了。
我们将永远无法公正地判断印度的艺术，因为愚昧与狂热主义已经毁去了它最伟大的成就，并且把其余的也残损了。在象岛，葡萄牙人为证明他们本身的虔敬，横蛮地粉碎了塑像与浮雕；在北方各地，穆斯林把5、6世纪印度建筑上的伟构夷为平地，那些建筑一般认为比那些在今天使我们惊奇赞美的后来建筑物远为优异。穆斯林取走塑像的头，拿掉它的肢体。他们把耆那寺庙的优雅支柱拿去放在自己的寺庙里，又大量予以仿制。在毁灭的事上，时间与狂热主义联袂行事，因为正统印度教徒遗弃了，也忽略了那些因异族之手的触摸而遭亵渎的寺庙。
我们借着仍存在于南方的有力建筑，可以猜测到印度北方建筑已经失去的光辉。在南方，穆斯林的统治不甚深入，并且穆斯林在对于印度多少熟悉了以后也就缓和了对印度方式的厌恨。此外，南方寺庙建筑的大时代在16、17世纪才来临，那是在阿克巴大帝已经驯服了穆斯林，教他们对印度文化知所欣悦以后。因此南方寺庙甚多，通常要胜于北方残存的那些寺庙，它们比较大，气势也比较盛。弗格森历数了有大约30座达罗毗荼人或南方的寺庙，其中任何的一座照他的估计，耗费至少相当于一座英国的大教堂。南方稍微修改了北方的式样，在门廊的前面加了瞿布罗（gopuram，即门楼），并且用了大量的柱子来支持门廊。它用了上百种的象征，从卍字形、太阳的标记以及生命之轮，到一些神圣的大动物。 蛇因为会蜕皮，象征了转世；公牛是繁殖力的可羡慕的模范；林迦或阳物，代表湿婆优异的生殖能力，它也就时常决定了寺庙本身的形状。
这些南方寺庙的结构有三项要素：通道、有柱的门廊和塔（vimana），在里面则有会堂或僧室。除去很偶然的例子，像摩堵罗的蒂鲁马拉那耶卡（Tirumala Nayyak）宫殿等，这些印度南方的建筑都是教会的。人们不肯费这番事去为本身造华丽的建筑，却把技艺贡献给僧侣和神。没有一种情况能更明白地显示印度政治是多么自然地倾向于神权化的。那些遮娄其（Chalukya）皇帝以及百姓所造的许多建筑物，现在仅剩下一些寺庙了。唯有一位善言语的印度信徒才能够描述在海得拉巴邦伊塔吉（Ittagi）的神庙之可爱的均匀对称； 或者在土邦迈索尔的索姆纳特布尔（Somnathpur）的寺庙，在那里巨大的石块像绣花一般雕刻得异常精细；或者同在迈索尔、哈勒比德（Halebid）的寺庙——弗格森说：“这是有代表性的建筑，拥护印度建筑的人愿意拿它来做其立论的依据。”他又说在此地，“横线与直线之艺术的结合，以及轮廓与明暗的作用，远胜于哥特式艺术中的任何表现。这些效果正是中古时代的建筑家所经常企图达到的，而其成就从来没有像在哈勒比德所做到的这样完美”。
假如我们对哈勒比德寺庙1800英尺的饰带及描绘在饰带上2000头姿势不同的象所展示的虔诚与辛劳感到惊奇，那么，对于这种能够在坚实山岩石之中挖凿出一整个寺庙的耐心与勇气，又有何话可说？然而这是印度工匠的一种普通的功业。在著名的“七寺城”马默勒布勒姆（Mamallapuram，马德拉斯附近的东海岸），他们刻出了好几个宝塔，其中最美的是达摩拉贾拉达（Dharma-raja-ratha），意为最高修行的寺院。在海得拉巴邦番客朝圣之地埃卢拉，佛教徒、耆那教徒与正统印度教徒竞相在山岩之中凿挖巨大的独石寺庙，其中最登峰造极的例子是印度教的凯拉沙（Kailasha）寺庙——以湿婆在喜马拉雅山之神话中的天堂为名。在这里，那些不知疲倦的建造者向石中挖了100英尺以使这块造庙的大石浑然脱出，其体积为250英尺长，160英尺宽；然后他们把墙壁刻出柱子、塑像与浮雕；然后他们凿空了内部，又用令人惊眩的艺术无所不至地装饰一番——我们可以让那幅大胆的壁画“爱侣”来做实例。最后，他们的建筑热情还没有用完，便在这挖石场三面的岩石之中，刻挖了一连串的小寺庙与僧院。有些印度人认为凯拉沙寺庙足以和艺术史上任何成就相抗衡。
不过这样的一座建筑是一项力作，像金字塔一样，也必然流了许多人的汗与血。那些工人和大师都是不知疲倦的，因为在印度南方每一省都散布着无数的大庙，以至于初来此地的学习者或旅行者由于它们的数量众多与形象之有力，而混惑了独特的风格。在帕塔达卡尔（Pattadakal），遮娄其国王超日王二世的妻子之一罗卡玛哈德维（Lokamahadevi）皇后建造了维鲁帕卡萨（Virupaksha）寺庙供奉湿婆，它在印度的大庙之中地位甚高。在马德拉斯之南的坦柔尔（Tanjore），朱罗国王罗阇罗阇大帝在平定了南印度和斯里兰卡之后，把征战所得分出一份来为湿婆神造一座庄严的大庙，其设计是为了要表现这位神的繁殖之表征。 在坦焦尔之西的特里奇诺波利，护法神的信徒在斯里兰格姆（Shrirangam）一处高山上建造寺庙，它的特色是一个柱子极多的门廊，很像“千柱厅”，每一根柱子都是单独的一块花岗岩，雕刻得非常精致。印度的匠人正在完成这座庙的时候，英国人与法国人为争夺印度统治权而开战，驱散了这些匠人，结束了他们的劳作。在附近的摩堵罗，那耶卡家的弟兄穆图（Muttu）与蒂鲁马拉建造了一座供奉湿婆的庞大寺庙，它也有一个千柱堂，一处圣池，以及10个大门，其中有4个非常高，并且雕刻了许多塑像。这些建筑物在一起形成了印度最动人的景象之一，我们可以从这些零碎残余来推知维查耶那加尔诸王富丽而宽广的建筑物。最后，位于印度与斯里兰卡之间的群岛上面的拉米西瓦拉（Rameshvaram），南方的婆罗门教徒于500年间（1200—1769年）建造了一座寺庙，其中有一切柱廊之中最为动人的一个——4000英尺的双重列柱，雕刻精美，使上百万朝圣的信徒能有阴凉的歇足之处，并且看到太阳与海使人鼓舞的景象。直到今天无数的朝圣者还从远方的城市前来，把他们的希望与忧伤放到那些漠然、无动于衷的神祇膝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