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文学里，散文大抵要算作一种晚近的现象，可以说是与欧洲人接触以后出现的一种有异国风味的腐化表现。对于印度人天生倾向于诗的灵魂，凡值得写的东西都具有诗的内涵，并且期待人们去给它加上诗的形式。他感觉文学应当被高声诵读，也知道他的作品若会流传散播，将要借着口传而不是笔传，因此他赋予自己的作品一种歌韵或是格言的形式以利于背诵。因而印度一切的文学几乎都是韵文：科学、医学、法律与艺术的论文常是按照格律或是押尾韵或两者兼有的，甚至文法与字典也曾有专用诗文的。寓言与历史在西方用散文的形式表现已经很好了，在印度却采用一种音律优美的诗的形式。
印度文学盛产寓言。的确，印度寓言如同国际货币般穿梭于各国之间。 佛教最兴盛的时候，也是有关佛陀之诞生与青年时代的《本生经》、《传奇故事》在一般人中间流传甚广的时日。在印度最有名的书是《五卷书》（Panchatantra，约500年）。它是许多风行于亚洲以及欧洲的寓言的源起。《金玉良言》（Hitopadesha）是从《五卷书》里面的故事选辑而成的。很奇怪的是，印度人把两者都归类于Niti-shastra——意为政治或道德方面的说教，每一个故事的叙述都是为了指明一项教训、一种行为或治道的原则，通常这些故事都假托是某一个聪明的婆罗门僧侣想出来为教导皇帝的儿子用的。它们常以动物作比喻。有一个寓言讲到一只猴子想用萤火虫的光暖身，而打杀了一只指出他的错误的鸟。这正是非常恰当的例子，指出了那个戳破大众迷梦的学者所将遭到的命运。
历史文学未能超越枯瘠的编年史或华丽的传奇故事的水准。也许是由于对时空之中表象化的事件有所不屑，也许是偏爱口头相传而不取文学记载的传统，印度人一直没有写出能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普鲁塔克、塔西佗、吉本或伏尔泰相媲美的历史作品，地方与时间的细节记得非常之少，甚至在人物方面也是如此，以至于印度的学者推断他们最伟大之诗人迦梨陀娑的生卒年月，前后的范围相距有1000年之多。一直到现代，印度人生活于一个风俗、道德、信仰几乎都无所改变的停滞世界之中，他们不大梦想进步，从不为古代的事物去费心。他们心满意足地把史诗当作信史，把传奇当作传记。马鸣写的《佛所行赞》（Buddha-charita），本是传奇的成分多过历史的成分。500年后，波那（Bana）写了《戒日王传》（Harsha-charita），也是那位伟大皇帝的理想化的烘托，而不是一幅可靠的画像。拉杰布达纳的本国编年史看起来好像爱国主义的问答题。只有一位印度作家好像把握了史家的任务。迦尔河那（Kalhana），《诸王流派》（Rajatarangini）的作者，有如下的表示：“只有那心胸高贵的诗人才值得称赞，他的褒贬有如法官的判决，在记载过去事迹时不受好恶的牵累。”温特尼兹称他为“印度最伟大的史家”。
穆斯林对于历史的知觉较为敏锐，他们留下某些令人赞赏的散文——记载他们在印度的种种作为。我们提过阿尔贝鲁尼的印度种族分布的研究，以及巴布尔的《回忆录》。与阿克巴大帝同时代，有一位杰出的史家菲里什达，他所写的《印度史》是关于穆斯林统治时代最可靠的向导。比较有欠公正的是阿克巴大帝的首相或政务杂役阿布勒·法兹勒，他在《阿克巴治则》（Ain-i Akbari）中记载了主公的治理方法，又在《阿克巴本纪》（Akbar Nama）一叙述主公的生平事迹，带着情有可原的私人情感。皇帝对他也报以感情。当消息传来，贾汗季杀了这位大臣时，阿克巴大帝哀痛逾恒，并且叹道：“贾汗季如果想做皇帝，本可以杀我而饶了阿布勒·法兹勒。”
在寓言与历史之间，又有一批批韵文写的故事，是一些勤勉的韵文写作者写来让爱好梦幻的印度灵魂感到欢畅的。早在1世纪便有一位德富（Gunadhya）用10万对句写了《大传奇》（Brihatkatha）。1000年后苏摩提婆（Somadeva）写了《故事总汇》（Katha saritzagara），浩浩2.15万对句。同样在11世纪一位姓氏不明的说故事者，以超日王大帝每年接受某苦行者送他一只内藏宝石的果子的事，作为他的《吸血鬼二十五个异事》的骨干。皇帝想知道如何表示他的感激，苦行者请他从吊刑架上取来一具尸体，又警告他假若尸首同他讲话，切不可回答。尸首里面附着一个吸血鬼，皇帝在那里蹒跚而行，鬼便讲故事使他听得入迷。皇帝搬了25次尸首给苦行者，并且保持缄默。有24次他听故事听得出神，结果在最后还是回答了问题。那是一座极佳的吊刑台，挂了20来个故事。
同时却也有不少诗人，在那里写我们应称之为诗的作品。阿布勒·法兹勒描写在阿克巴的宫廷有“成千的诗人”，在较小的都城有成百的诗人，无疑地，在每一个家庭里会有那么几十个。 最早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是婆利睹梨诃利，他是僧侣、文法家、大情人，他在退入宗教的怀抱之前，是用桃色事件来教导他的灵魂的。他在所写的《百年之爱》——是海涅式的100首有连续性的诗——里记录了他的爱情故事。他以一个爱人为对象写道：“往昔咱俩，心想你是我我是你；为何今朝，你是你来我是我？”他对于评论家没有好感，对他们说：“使无知之人满意是容易的，使鉴赏家满意甚至更容易。可是那个一知半解的人，就是神也无法使他高兴。”在胜天（Jayadeva）的《神圣牧牛之歌》（Gita-Govinda，又译《牧童歌》）里面，印度人的情欲转向了宗教，而唱出了罗陀（Radha）与黑天的情欲之爱。这首诗里面有着结实躯体的热情，但是印度人虔敬地解释其为灵魂渴求上帝之神秘象征性的描绘——这种解释，应可被那些心如槁木的圣僧所了解，他们给《万颂之歌》 拟定的标题也是非常之虔敬的。
在11世纪，若干方言替代了那种古典的死文字，而取得文学媒介的地位，好像100年后在欧洲所发生的情形。第一个使用民众语言的大诗人是巴赫代（Chand Bardai），他用印地语写了一首宏大的历史诗，长60篇，一直到死才搁笔。苏尔达斯（Surdas），阿格拉的盲诗人，关于黑天的生平与冒险事迹写了6万行诗。据说他在写的时候受到这位神的亲自帮忙——来当他的书记，其下笔的速度比诗人口述的速度还要快。同时，钱迪达斯正写着一些但丁式的诗歌给一位农家女贝亚特里齐（Beatrice），诗歌震惊了孟加拉，他以浪漫的热情将她理想化，把她提升为神的象征，并且把他的爱当作他融入上帝的愿望之比喻，同时他也开始了孟加拉语的文学创作。“我在你的足边得到庇护，我的爱。不见你的时候我心不得安宁……我不能忘记你的优雅与妩媚——然而在我心中并没有情欲。”婆罗门僧侣把他逐出教门，理由是他玷污了大家的清誉，于是他同意在一项公开的弃绝仪式中放弃他的爱人拉米。但是仪式进行时，他看见拉米在人群之中，他马上收回了弃绝的誓言，跑到她面前，俯着身子，两手交握作爱慕状。
北印度文学至高无上的诗人是杜尔西达斯（Tulsi Das），几乎和莎士比亚是同一时代的人。他的父母把他遗弃了，因为他的出生是应着一个霉运的星辰。一位住在森林中的神秘主义者收养了他，又教了他关于罗摩的传说故事。他结了婚，但是他的儿子死了，杜尔西达斯便隐入森林过一种忏悔沉思的生活。在那里，以及在贝拿勒斯，他写下了宗教的史诗《罗摩功行录》（Ramacharita-manasa）。在里面他把罗摩的故事又说了一遍，然后尊他为唯一而至上的神。“神只有一个，”杜尔西达斯说，“便是罗摩，天地的创造者，人类的赎罪者……为了他的忠诚百姓，罗摩大神托生为皇帝；为着我们的神圣化，他过了凡人的生活。”很少欧洲人能读这部印地语作品的原文，有一位读过原文的人认为这部作品确立了杜尔西达斯“整个印度文学中最重要人物”的地位。对印度当地人而言，这首诗是兼有神学与伦理的流行“圣经”。甘地说：“我认为杜尔西达斯所写的《罗摩衍那》是一切虔敬文学里面最伟大的书。”
同时德干人也产生诗作。杜卡拉姆（Tukaram）用马拉塔语写了4600首宗教歌诗，它们在印度今天流行的程度好像大卫的赞美诗在犹太教或基督教国家的情形。他的元配妻子死了，续娶到一个悍妇，于是成了一位哲学家。“获取得救不难，”他写道，“因为很可能在背上所负的包里面一找就能找到。”早在2世纪，摩堵罗便成了泰米尔语的文学都城，在潘地亚诸王的赞助之下，成立了一个诗人与评论家的“宫廷集团”（Sangam），它像法兰西学士院一样控制着语言的发展，颁给头衔，并且发放奖赏。一位身为贱民的织工提鲁瓦鲁瓦（Tiruvallavar）用最艰难的泰米尔语韵律写了一部宗教与哲学性的作品《库拉尔》（Kurral），说明道德与政治的理想。据说那个“宫廷集团”的成员——都是些婆罗门僧侣——看到这个贱民写的诗如此成功，便统统蹈水而死。这种事发生在任何的学术团体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我们把中古印度最伟大的抒情诗人放在最后，虽然按年代算，他的位置不应在此。迦比尔（Kabir，又译卡比尔）是贝拿勒斯城的一个淳朴织工，据说他从事融合伊斯兰教印度教的工作，原因是他有一个穆斯林的父亲和一个婆罗门教的母亲。他被说教者罗摩难陀（Ramananda）所吸引，成了罗摩的信徒，把其扩展（杜尔西达斯也会这样做的）成为一个普遍广大的神明。他又开始写极美的印地语的诗，解释一种信仰，在这种信仰之下不必有佛寺、偶像、阶级、包皮割除等，并且只有一个神。 他说：
迦比尔是罗摩与安拉的孩子，他接受一切的Guru与Pir ……上帝啊，无论是你或罗摩，我以你的名生存……一切诸神的肖像都无生命；他们不能言语；我知道，因为我已向他们大声呼叫……你净口，数念珠，去圣河里沐浴，在庙宇里弓身为礼，这些又有什么用，假如你在喃喃有词或者朝拜进香当时，心中怀着邪欺？
传说婆罗门僧侣大为震惊，为要驳倒他，便遣一个妓女去引诱他，结果被他说服而皈依了他的信仰。这不难做到，因为他没有教条，只有深刻的宗教感：
世界是无尽的，我的弟兄啊，
并有一个无名之存在，其真相无可言说；
唯有到达此境者心中自知。
此不同于一切耳闻口说。
在此不见形，不见体，不见长与宽；
我如何能告你此物何似？
迦比尔说：“此不能形诸言语，此不能诉诸文字；
正如同哑者尝了甜食——这当怎样说？”
他接受了当时颇为普遍的再世理论，并且像一位印度教徒般祈求脱离轮回。但他的道德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一种：凭公道生活，在身边寻找快乐：
在水中的鱼口渴着，听见这话我大笑；
你不见“真实”在家中，却迷惘地从一处森林到另一处！
真理在这里！任你去何处，贝拿勒斯或马图拉，
你若找不到你的灵魂，世界对你是不真实的……
你欲渡河去那一处彼岸，我的心啊？
在你之前没有旅行者，没有路途……
在这里没有躯体，没有心灵；能消除灵魂枯竭的处所在何方？你在空虚中将一无所见。
振作起来，进入你的身体；因为在那儿你的立足处是坚实的。好好想，我的心啊！不要去别处。
迦比尔说：把一切想象撇开，稳稳地站在你的真我之中。
据说他死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争夺他的尸体，并且争论应当把尸体埋葬还是火葬。但是他们还在争论的时候，有人把尸首的盖布揭起，所见只有一大堆花。印度教徒把一部分花在贝拿勒斯烧了，穆斯林则埋了其余的。他死后，他的诗歌在民众之间口口相传。那纳克（Nanak）被这些诗歌所鼓舞，创立了他的坚强的教派。其他一些人把这位贫苦的织工尊为神明。今天有两种水火不相容的教派，都把这位曾致力于伊斯兰教与印度教之联合的诗人的教理拿来遵从，并且供奉他的名字。它们一个属于印度教，一个属于伊斯兰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