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先进较明显地表现在哲学而不在医学，虽然这方面最初的起源也是蒙昧不明的，因而每一项结论都不过是一种假设。有些《奥义书》比任何流传后世的希腊哲学都要古老些，而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以及柏拉图，好像都曾受到印度形而上学的影响；但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萨哥拉与恩培多克勒的玄学思想不仅在时间上先于印度的世俗哲学，并且具有一种怀疑性与物理学的格调，它们毫无源出于印度的迹象。法国哲学家库辛（Victor Cousin）相信“我们无法不在这个人类的摇篮里见到最高明的哲学的故乡”。更加可能的是，没有一个已知的文明是任何一种文明的要素的创始者。
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有过印度这样强烈的哲学欲望。在印度它不是一种装饰品或娱乐，而是生活的主要兴趣与实践。哲人在印度所享有的荣耀，在西方是给予富人与统治者的。在庆祝节日时，可曾有其他的国家想到过让敌对派别哲学的领袖来进行论争？我们在《奥义书》里读到毗提诃的皇帝在一次宗教性的盛宴中留出一天让祭言、阿思瓦拉（Asvala）、阿塔巴伽（Artabhaga）与迦吉等人作哲学辩论，皇帝答应——并且赐给——优胜者1000头牛和许多金币。在印度一位哲学大师通常的教学办法是用口讲而非笔写。他不撰文攻击对手，人们却期待他以生动的辩论来击败对手，以及去访问其他的教派以迎受争论和辩诘。首要的哲学家如商羯罗便花了许多时间从事这种辩白真理的旅行。有时皇帝也参加这类讨论，带着一个君王在哲学家面前所具有的那种谦虚——假如我们能相信哲学家所作的报道的话。一场重要辩论的胜利者在国内成为大英雄，其伟大一如血战凯旋的将军。
在18世纪一幅拉杰布拉纳的绘画中我们见到典型的印度“哲学教派”——教师坐在树下一张席子上，学生们跪在前面的草上。这种景象到处可见，因为在印度哲学教师的数量堪比巴比伦的商人。再则，没有一个国家有过这么多的思想派别。在佛陀的一番对话中，我们得知在当时的哲学家中间有62种关于灵魂的不同理论。“这种超级哲学之国，”德国哲学家凯泽林伯爵说，“关于哲学与宗教思想所用的梵文比希腊文、拉丁文与德文加在一起还要多。”
印度思想的传递既然主要是口传而非笔传，不同教派的理论之流传下来的最老形式乃是“经”——是一些格言式的“经线”，由教师或学生记下来，并非用来向别人解释他的思想，而是用来帮助自己记忆的。这些现存的经，年代各有不同，有些早到公元前200年，有些晚至1400年。所有这些都比它们所概述的思想传统要年轻得多，因为这些哲学派别的原始是和佛陀同样早的，有些如数论派，则大概在佛陀出生时已经是根基稳固的了。
一切印度哲学被印度人分列于两个范畴：正统派（Astika）的体系——是肯定的，以及非正统派（Nastika）的体系——是否定的。 我们已经研究了否定的各系，主要包括察婆伽教徒、佛教徒及耆那教徒的哲学。但是说来奇怪，这些系统被叫作非正统派，异端与虚无的，并非因为它们质疑或否认上帝的存在（它们确实如此），而是因为它们质疑、否认或忽视《吠陀经》的权威性。很多正统派的系统也怀疑或否认上帝，它们却被称为正统，因为它们接受经典的绝对可靠性以及阶级制度。只要是承认这些印度社会之基本要素的派别，其思想的自由，无论其抹杀神明到如何的程度，都不会受到妨害。在阐释圣书方面的自由幅度是很大的，并且聪明的辩证家在《吠陀经》内也找得出任何他需要的教理，于是保持知识方面的可敬地位的唯一实际条件乃是对于阶级制度的承认。这是印度真正的统治根基，摒弃它也就是反叛，接受它则可掩盖许多罪恶。因此实际上，印度的哲学家所享有的自由比之于欧洲情况类似的经院哲学家所享有的要大得多，虽然也许比之于文艺复兴时代开明教皇辖下的基督教地域的思想家，则其自由又稍为逊色。
在正统的若干教派或“论”（darshanas）之中，有六种异常杰出，以至于后来每一个承认婆罗门权威的印度思想家都皈依于其中的一种。此六大教派都作某些的假设，那便是印度思想的基础：即《吠陀经》是神灵启示的；推理之作为引向实相（reality）与真理（truth）的向导，其可靠性不如一个经过苦行与多年修习的个人所具有的直接了悟与感觉，因为他在精神的感受性与精细方面已有了适当的准备；知识与哲学的目标不是控制世界，而是获得解脱；思想的目的则是要免除欲求不得满足之苦，其法为根本地免除欲求本身。这些哲学是人们厌倦了野心、奋斗、财富、“进步”以及“成功”等以后才会去寻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