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育王死后200年，佛教在印度的影响达到了巅峰。从阿育王到戒日王的佛教成长时期，在很多方面是印度之宗教、教育与艺术的顶点。但当时盛行的佛教与其说是释迦的佛教，不如说是他的叛徒须跋陀罗（Subhadda）的佛教。他在听到师尊死去的时候，向诸僧说：“列位，够了！无须哀哭，我们正好解脱了。往昔我们厌烦于这样的啰唆：‘汝宜为此，汝不宜为此。’如今我们可率意而行，我们不喜的，尽可勿为！”
首先，他们随意地分裂成许多派别。佛陀死后200年内便有18派佛教的教理，分别承继师尊的遗教。南印度与斯里兰卡一时仍奉持始祖较为单纯之教义，即往后名为小乘者：他们尊佛陀为伟大的教师，而非神明，其经典则为较古教派的巴利文经本。但盛行于北印度、中国西藏、蒙古和日本的佛教则为大乘，这是迦腻色迦王的僧众大会曾予以定义和阐扬的。这些具有（政治）热心的神学家宣言了佛陀的神性，在他身边增添了天使和圣者，采用了帕檀迦利（Patanjali）的瑜伽苦行主义，并且用梵文颁行了一套新“圣经”。它在形而上学与博洽方面虽颇见优长，却宣布并确立了一种比释迦牟尼的严肃悲观的教义更为适合于大众的宗教。
大乘佛教，是用婆罗门的神祇以及修行方法和神话等使之较为缓和了的宗教，适合于迦腻色迦王所统治过的贵霜鞑靼人（Kushan Tatars）和西藏的蒙古人。它的教义设想了上天，其中住着众佛，这里面以赎罪者阿弥陀佛（Amida Buddha）最为民众喜爱。天堂和地狱便是世间善恶的果报，也因此使若干皇帝的民众去转服其他的差役。在这项新的教义中，最伟大的圣者便是菩萨或未来的佛，他们本身虽已具有德慧与法力，却自愿不成涅槃（此处为脱离轮回），以便一再地托生于世间来超度众人。 一如地中海区域的基督教，这些圣者广受民众的膜拜，以致在膜拜与艺术等事上，几乎把万神之首都挤出了万神殿。佛教同中古时代的基督教一样，通行圣迹的崇奉、圣水的使用、香烛、念珠、法衣、用于祈祷的晦涩文字、僧尼、寺院中的髡发与守贞、忏悔、斋戒、圣者的入定、为死者的净罪与诵经等事，而这一切都似乎先发生于佛教。 大乘佛教之于原始佛教，正如同天主教之于斯多葛主义与原始基督教。佛陀也像路德那样犯了错误，以为戏剧性的宗教仪式可以被训诫和道德取代。这种具有丰富的神话、奇迹、典礼以及众多居间的圣者的佛教胜利，正如多彩与戏剧化的天主教之胜过朴素的早期基督教与现代新教。
当初损及佛陀佛教的多神主义、奇迹及大众偏爱的神话，最后也破坏了印度的大乘佛教本身。因为就历史学家回顾既往的智慧来说，既然佛教承袭于印度教者如是之多（在神话、仪式、神祇等方面），则不久之后，两种宗教间便鲜少差别了。其中具有较深根基，较能吸引大众，经济来源较充裕及政治支持较有力者，便将逐渐兼并另外的一支。很快，似乎就是人类原动力的迷信，便从古老信仰倾灌而入新兴的信仰，甚至连性力教派（Shaktism）的阳物崇拜热忱也在佛教仪式中占有一席之地。慢慢地，那耐性和坚毅的婆罗门教徒重获势力和帝宠。年轻的哲学家商羯罗重建了《吠陀经》作为印度教思想之基础的权威地位以后，佛教徒在印度的思想领导地位遂亦终止。
最后的一击是外来的，在某种意义下也是佛教自找的，阿育王以后，僧侣的特权使得摩揭陀的精华分子都去做了绝欲和非战的僧众，甚至在佛陀当时已有爱国者在抱怨：“乔答摩和尚使父无子，家族灭绝。”佛教和禁欲主义的成长使印度的男子气概枯竭了，再加上政治上的分裂，就使印度易于遭受征服。阿拉伯人来到后，决意要散布一种简单坚强的一神教，他们嫌恶那些懒惰、贪财、以神迹来招摇的佛教僧人；他们粉碎了僧院，杀戮了千万僧众，使得禁欲主义不复为慎重的人们所赞许。留得残生者遂归并到原来产生他们的印度教内，古老的正统教派收容了悔罪的异端，于是“婆罗门教以兄弟的拥抱而杀灭了佛教”。婆罗门教一向是宽容的。在佛教与其他成百教派兴衰的全部历史中，虽无迫害事例，但我们可见到许许多多的争端，与之相反，婆罗门教颁定佛陀为神（作为毗湿奴的一个化身），停止了生物祭祀，并且把佛教众生神圣的理论纳入了正统仪式，借以安抚浪子的回归。经过了500年的同化，佛教宁静而和平地从印度消失了。
另一方面，它正在收服几乎整个亚洲。它的思想、文学及艺术南向传播到斯里兰卡和马来半岛，北向到中国西藏和土耳其，东向至缅甸、泰国、柬埔寨、朝鲜和日本；于是这些地域，全部接受了佛教文明，正如同中古时代西欧和俄国从罗马及拜占庭的僧侣那里接受了基督教文明。在这些国家中，大多数国家的文化巅峰来自佛教的刺激。斯里兰卡的阿努拉德普勒（Anuradhapura），从阿育王时代到9世纪衰败为止，曾经是东方世界的主要城市之一。当地的菩提树2000年来一直受人崇敬，在康提高山上的庙宇则为亚洲1.5亿佛教徒的圣地之一。 缅甸的佛教大概是现存最纯粹的佛教，那里的僧侣常接近佛陀的理想境界；在他们的作为之下，缅甸1300万居民已经达到一种比印度高出许多的生活水准。斯文·赫定（Sven Hedin）、奥勒尔·斯坦因（Aurel Stein）和伯希和（Paul Pelliot）已在土耳其的沙地中掘出数百卷佛陀的手稿，以及其他的证物——属于一种曾经盛行于当地的文化，从迦腻色迦时代到13世纪为止。7世纪时开明的战士松赞干布（Srong-tsan Gampo）在中国西藏建立了有效能的政府，并占据尼泊尔，以拉萨为首都，使它成为中印之间贸易的中站而致富。他从印度请来佛教僧侣，传播佛教，教育民众，然后自己退隐4年以便学习读书写字，于是开始了西藏的黄金时代。成千的寺院被建造在山间和高原上，333卷的西藏佛书被颁布了，许多经籍得以保存供人研究，然而印度原文大部分已逸失。在这与世隔绝的所在，佛教发展成为一套繁复的迷信、禁欲以及教规至上的系统，只有中古欧洲的早期才能与之相比拟。达赖喇嘛（或统括万有之僧），隐匿在俯视拉萨城的庞大的布达拉宫里，西藏的百姓至今仍相信他是菩萨转世。在柬埔寨及印度支那半岛，佛教伴同印度教，造就了东方艺术史之黄金时代。佛教和基督教一样，在发祥地以外获得了最大的胜利，它的获胜并没有流过一滴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