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粗俗的观点看来，很难相信一个民族同时竟能忍受像早婚、庙堂艺伎与寡妇殉葬等的惯例，而又在温和、庄严与礼貌上竟表现得优美绝伦。除了庙宇里的妓女外，在印度从事娼妓的妇女还是很少，而一般两性的交往礼节都特别的高尚。迪布瓦说：“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在印度的礼貌规矩与社交上的礼仪规定得相当明确，且各阶层的人都能遵照实行，甚至最下层的人也不例外。这种现象比同时期出现在欧洲的社会秩序还要高明。”在西方有关两性的言谈与想法，在上层社会里与印度的态度多有近似，如禁止男女在公开场合中有亲昵的表现，而对跳舞中男女双方身体部分的接触也认为不适当与猥亵。一个妇女可以公开地去任何地方，不必担心受人调戏或侮辱。像这样的一些冒险事情在东方人看来又是另一回事。《摩奴法论》曾警告男人说：“女人天生有引诱男人的倾向，因此一个男人必须保持警惕，即使是对你自己最亲近的女性亲戚。”最好只看她们来来往往的脚踝部分，而不去看其他部位。
除了神灵意识以外，在印度亦很讲究清洁，如法国小说家阿纳托尔·法朗士所认为的“这仅是伦理道德而已”，而实际上这是出诸虔敬的重要部分。《摩奴法论》在多少世纪以前就制定了有关肉体精练净化的一个明确的法则。有一条规定是这样的：“每天早上，婆罗门教徒要先沐浴，清洁身体各部，刷牙，滴眼药水，再去膜拜神灵。”当地的学校都将养成良好仪表态度与注重个人清洁的课程列为优先。每天高阶级的印度人都要沐浴，并清洗他下次要穿着的外袍。这一点似乎是表示他厌恶再穿同一件衣袍，也不能容忍穿过一天的衣服不洗涤。英国的威廉·休伯（William Huber）爵士说：“印度人在亚洲所有民族里是杰出的一个体肤清洁的榜样，事实上我们可以加上一句，也是全世界所有民族里最爱好清洁的。印度人的净身沐浴长期地沿用下来，已成家喻户晓的了。”
玄奘在1300年以前，曾就印度的饮食习惯，作如下的描述：
他们清洁净化他们自己，并不是来自强迫而是出诸自愿。在用膳之前，他们必须要先洗涤一下；每膳剩余部分也不可于下一次再食；装盛食物的器皿也不可一再使用，凡属陶器或木制器皿，用后即予遗弃，如是金、银、铜、铁器皿就必须于用后立即清洁擦亮。每膳食后立即使用牙签将牙齿内残存食垢全部除去。在未沐浴以前，相互之间不可有身体上的接触。
婆罗门教徒在每膳之前后都要洗手、脚及牙齿。他用手将盛在树叶上的食物纳入口中，因为他觉得假如用盘子去盛，再用刀或叉去取食物，就等于是经过两次取拿，这样是不清洁的。吃完后还要用水漱口，达七次之多。牙刷经常都是新的——是从树上摘下来的新鲜细枝。印度人以为用动物的毛做成牙刷来刷牙是不体面的事，即使同一牙刷用两次也不合适。因此在这些规定里，人与人就经常相互轻视与争吵。印度人多数是嘴里不断地咬啮着一种属于胡椒科的植物叶子，这类叶汁会将牙齿变黑，故为一般欧洲人所不赞同，但他们我行我素，不以为忤。这种植物叶与鸦片对他们来说是烟草与饮酒的代用品。
印度的法律书籍对月经的卫生有相当明确的规定，并以此来适应自然的需要。婆罗门便后清洁净化仪式的复杂与庄严，是鲜能比拟的。在祭礼中能转世再生的婆罗门教徒也只能使用他的左手，且必须要将之用水洗濯净洁；他还认为他的屋子可能被当时在场的欧洲人所玷污，因为这些人都是用纸张行事。一些不纳入阶级的与许多最下层的首陀罗人，只是在路边上随便地搭盖个人的厕所。而大部分人所住的房屋，也只有一条开口的下水道作为公共卫生的唯一设施。
在印度这样暖和的气候里，穿衣服成了多余累赘，下至乞丐上至圣哲，各阶层人士都赞同不用衣服。在南部的一个阶级，如果要强迫他们穿衣服的话，他们就要迁移。直到18世纪后期，在南部地区男女都是从腰部以上全部裸露，这似乎已成了风俗习惯（如今在巴厘岛还是这样没有改变）。孩子们身上都穿戴着一些珠子与圆圈。大多数的人都赤脚；如正统派的印度人穿上了鞋子，那么鞋就必须用布做成，因为他们绝不穿着皮鞋。大部分的人使用腰布袋已感到满意。当他们需要更多的遮盖时，他们就用一些布料围系在腰部，并将围绕后的一头搭在左肩头上。刹帝利阶级穿各种颜色与式样的裤子，着短上衣并系腰带，头上围扎围巾，脚上穿草鞋或着短靴，并在头上扎上头巾。头巾是由穆斯林带进来的，而后又为印度人大量采用。他们将头巾缠在头上，有各种不同的形状，用来表示阶级的不同，但经常是使用像魔术师使用的那种冗长的丝织环带；有时一条头巾，解开后可以达到70英尺长。妇女穿的是长可及地的袍衣，由有色的丝织布匹或是手织的棉纱布做成，从两肩垂下，紧紧绕过腰围，再垂下直达脚部；经常在两乳下方留出约几英寸的古铜色的裸露肉体。头发用油脂涂过，以免被炎热的阳光灼干；男人的头发是从中央分开，并在左耳后结合成一簇头发；妇女将她们的头发在头顶上卷成一圈，而将其余的自然地垂下，经常又将一些花朵用来装饰在垂发上，或用头巾将它们罩住。男人都显得英俊，而少妇都相当地美丽。他们乘坐美观的马车，出现在公共场合。一个普通的印度人即使只围上一条腰布，但他表现的自尊心都要超过全部装戴的欧洲外交人员。
法国小说家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1850—1923年）认为在印度高阶层里，雅利安种族其美好发展的完整与精练程度已达到了最高的境地，这是一项不容置疑的事实。男女对化妆品的使用都很熟练，而妇女总觉得不戴珠宝为好。在左鼻孔上戴一圆环是表示已经结婚了，在前额上经常是印上一些代表宗教信仰的记号。
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具有美德的一面，同时亦有其邪恶的一面，而旁观的人总希望从这里找出一些来代表他们的伦理道德与一些有关他们的曲解和闲言碎语，因此也只能在表面上观察印度人的特质，而不可能再深入里层去探个究竟。迪布瓦说：“我想我们可以谈谈他们最大的一些缺点，那就是不可信赖、欺诈以及言行不符……这些都是一般印度人的恶习……事实上世界各国，没有一个国家不重视自己的誓言，或好作伪证。”芬兰社会学家爱德华·威斯特马克（Edward A. Westermack，1862—1939年）也说：“撒谎已经被认为是印度国民的一项通病。”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Thomas Macaulay，1800—1859年）说：“印度人是狡猾与欺诈的。”按照《摩奴法论》的规定与在尘世里的常例，只要是动机善良的谎言，就是值得宽恕的。例如一个祭师为了要表达出一项真实的事理，便使用虚伪的言论来达成真实的结果，这样的谎言是被容许的。但玄奘告诉我们说：“他们并未从事欺骗，并在道义上奉行了他们的誓言……他们并未做出任何不对的事来，他们都是忍让为先，公平收获为次。”阿布勒·法兹勒并非对印度有所偏袒，据他报道说：“16世纪的印度人都像是具有宗教的信念，殷勤温和，朝气蓬勃，热爱公理，忍让，勤奋，崇尚真理，愉快善良，忠实诚恳。”凯尔·哈蒂（Keir Hardie）认为：“他们的诚实已成了人所共知的事。他们的借贷都是全凭口说，而债务的拒付是根本没有的事。”一位在印度的英国法官这样说：“在我面前曾有过几百件的诉讼事件是关于财产的，自由与生命都全凭他的一句谎言，但他又否定了他所说的。”像这样的话我们将如何去判断这一纠缠不清的证据呢？实际上这也非常简单，我们只要知道有一些印度人是诚实的，而另一些并不是，这不就解决了这一疑问吗？
另一方面来说，印度人非常残酷，而同时又很温和。英文里有一既短而又丑陋的词是出之于这一奇特秘密的社会——几乎是一个阶级。这词就是“黑镖客”（Thug），这是指在18、19世纪为了要献牺牲予女神时母（Kali）而产生的成千上万专取人性命的凶残的刽子手。文森特·史密斯对这些凶手（照字面的意思是欺诈）报道了一些与我们现代并不太相关的记述：
这一群暴徒很少有畏惧之心，且他们几乎享有完全的豁免……他们总是有权势人物来加以曲意维护。人们在道义上的感觉显得相当地低沉，因为他们所犯的残酷血腥的罪行，并没有在一般的舆论上显出有斥责的迹象来。他们竟被认为是既成事实的一项必然的现象，直到这一秘密组织消失为止……这也是经常很难得到相反的证据，甚至是最有名的凶手。
总而言之，在印度也有犯罪，以及一些暴行。一般而言，印度人对怯懦的认识比较淡泊，过分地膜拜信仰神灵与崇尚善良，在征服者的铁轮与外来的独裁之下，长期忍受这样的委曲求全，除非有举世无双的勇气才能忍受这一痛苦，但他们甘愿作为顺民而不从事反抗。他们最大的缺点可能是冷漠与懒惰成性，但在印度这不能算是过失而是因为气候产生的适应性，就如拉丁民族有一句谚语 dolce far niente（生活优裕，不必劳作）。与美国人在经济上的繁荣下产生的优越感一样，印度人是相当地敏感，重感情，易冲动，好幻想；因此他们最好是做艺术家、诗人，而不适合做统治者与执政者。他们足可利用他们的优点启发他们的国民成为遍及全球的企业家。他们也充满了无限的仁慈心，可以说是最殷勤好客的主人，甚至他们的敌人也承认他们是有礼貌的。而一个出身高贵的英国人根据他长期的经验，作了一个结论说，在加尔各答高阶级里才会出现光耀夺目的风采，对事情的洞悉与情感的稳定，以及原则性的保持，而这些都是世界各国所有的上流人士必须通晓、铭记在心以行诸事的必要特性。
印度的天才，在一个外人看来似乎是忧郁的，而印度人毫无疑问并不看重幽默。释迦的对话集里提到很多种类的游戏，有一个极似西洋象棋。
有关这一游戏的来源，印度人说出了一个相当美妙的故事。5世纪，一个印度君王触犯了一贯赞助他的婆罗门祭师与武士阶级，忽视他们的忠告建议，并忘记了民众百姓的爱护才是王位唯一有力的支撑。一个婆罗门祭师西萨（Sissa）为了要使这位年轻的国王张开他的眼睛，因而发明了一个游戏。在这游戏里代表国王的棋子，虽然位极尊贵，（但像在东方的战争中）他必须单独作战，并多半是在无援助的状况下。象棋就这样被发明出来了。这位君王相当地喜爱这个游戏，因而要西萨说出他所要求的奖励。西萨谦恭地要求赏赐一些米饭，饭粒的数量根据在棋盘上的64格里第一格放的第一粒饭来决定，而后每放一格就加倍计算。国王马上答应，但不久就非常吃惊地发现他已经失去了他的王国。西萨利用这个机会向他的君主说出一番道理，一个国君假若不重视他的谋臣的忠言，他是多么容易迷失而误入歧途。
但这些及而后不断出现的都没有西方游戏所具有的活泼愉快与娱乐的价值。阿克巴王在16世纪推广马球游戏。马球显然是来自波斯，后传入中国与日本。之后马球进而演成双骰游戏，并在阿格拉四方形宫廷的道路面上画成许多方块形，并让一些美貌的宫女当作活的棋子。
宗教的节会经常给民间的生活增添不少色彩。其中最大的是难近母节（Durga Puja），是为了尊崇最伟大的神母时母。在这节日行将来到的几个礼拜以前，印度人就开始宴会与歌唱。这仪式的高潮是游行队伍，在这游行里每户人家都带着女神的偶像到恒河，并将它们一起投入河里。在返回的路程里，要施舍放账。其次是洒红节（Holt），是为了崇敬瓦萨提（Vasanti）女神，以一个农神节日狂欢的性质来举行。在游行行列里都带着象征男性生殖器的徽章，以刺激性的欲望。
在焦达纳格布尔（Chota Nagpur），丰收就是代表了一切的放纵。男人可以不受任何传统惯例的束缚，妇女获得适可而止的自由，少女可获得完全的自由。在拉杰默哈尔（Rajmahal）山里居住的农民阶级，他们每年举行一次农耕节会，在这一节会里所有未婚的少女都被允许自由地与人发生性关系。我们在这里无疑又得到一些有关生育魔术的遗迹，以求能增进家庭与田间的多产。比较端庄的是一些婚姻的节会，因为这是代表每一个印度人在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很多父亲为了要使他的儿女在婚嫁中出色，竟因这一大笔豪华奢侈的费用而破产。
在生活的另一个终点就是最后的仪式——火葬。在释迦时代，祆教人士将尸体暴露野外，让禽鸟来喙食掳掠，作为一种死别的方式。一般显贵人士则用火化，将尸体摆在火堆上，焚后的骨灰就放在塔或陵庙里的神坛上。后来火化才变成了每个人的权利。在玄奘的时代，人在死后经常由他们的子女用船将尸体带到恒河的中流，再投入所谓转世的洪流中。自杀在东方比西方容易接受。在阿克巴王的法律里，年老的人与患有不治之病的人，以及自愿将自己的生命作为奉献于神灵作牺牲的人们都可以自杀。上千的印度人都曾活活地饿死，在雪地之下被活埋，或将自己埋在牛粪下放火烧死，或让在恒河里出没的鳄鱼去吞食，通过这些来实现他们作为最后供献的意志。在婆罗门教徒里也有切腹自杀的方式，这种自杀是为了报复一项伤害或指出一项错误过失而行的。当拉杰布达纳王朝里的一个国王在祭师阶级里征收了一些税收时，几个最富有的婆罗门教徒当场就手刃自杀，当即带给国王一些被认为是出自一个行将死亡的祭师最恐怖与最灵验的诅咒。婆罗门教派的法律书籍里规定，谁要决定手刃自杀，必须在前三天绝食；如他在企求自杀时没有成功，他要遭受最严厉的惩罚。生命的来临，人人相同，但它的出路并不止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