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利安印度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初期是生活在战争与抢劫中，而后就发展出畜牧、耕种与工艺，这与中世纪的欧洲并无不同。工业革命时代之前，人们在经济与政治生活上，主要仍保留着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一切。印度雅利安人饲养牛群，并未曾考虑到它的神圣而加以使用。他们以牛肉充饥，也用一部分来供奉给祭师或神灵。释迦在他年轻时，由于禁欲苦行濒临饿死，可能因一餐猪肉而致死。在《吠陀经》时代他们种植大麦，很显然对稻谷还一无所知。土地由每一村落组织来分配给家庭，但灌溉则共同负担；土地不能售给外来的人，但可赠送给家庭的直系且男性承继者。大多数的人都是自耕农，拥有自己的土地。雅利安人视受雇于人为低贱耻辱。我们确信，当时没有地主，没有贫民，也没有百万富翁，更不会有赤贫。
在城镇里手艺盛行，在各自独立的匠人与艺徒之间，于公元前500年竟组成金属工人、木工、石工、皮匠、铁工、编篮工人、房屋油漆工、裱糊工、陶器工、油漆匠、捕鱼人、水手、猎人、捕兽手、屠宰夫、糖果业、理发师、洗发匠、花匠与厨师等的工会组织——这一名单同样也说明了印度雅利安族的生活，是多么充实与丰富。工会裁定内部所有的事情，甚至包括夫妻之间的困难与纠纷。货物的价值如现代一样，不仅是由买卖双方来决定，并经由买方的工会来加以评定。国王设有一个专司评价的官吏，他负责检验货物，并算定价格。
贸易与运输已进步到使用马与双轮车的阶段，但小国林立，沉重的税收负担仍是一大问题。河运与海运，也有进一步的发展。约在公元前860年，船都有相当大的帆和数百支桨，可直航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与埃及。他们贩卖一些印度特产，诸如香水、香料、棉花与丝、围巾与细洋布、珍珠与碧玉、黑檀木与珍贵的石头，以及金银装饰的浮花锦缎。
贸易最初是以物易物，而后用牛来代替通货。正如荷马所称的“牛载来的姑娘”，那时新娘也是用牛换来的。随后就发行了较重的铜制硬币，但仅用作私人之间的信物。那时没有银行，金钱只有贮藏在屋子里，埋在地下，或存放在朋友处。除此之外，在佛教的时代出现了信用制度，各地的商人使用信用状来使交易简便。借贷依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s）银行法，可获得18％的款项，但期票就很费口舌。硬币使赌徒感觉不便，骰子已经成了文明的要素。国王开设赌场，让百姓聚赌，已成当时的风尚。部分收入归国王所有，这也许是一种不太光彩的规定。
商业道德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吠陀印度的国王，犹如荷马时代的希腊国君，并不以从邻邦窃取牛群为耻。希腊历史学家描写的印度像大同世界，人人讲求理性，讼案绝无仅有，人人讲信修睦，故夜不闭户。商业往来，一诺千金，都很真诚。《吠陀经》四大经典之一的《梨俱吠陀》（Rig-veda）虽然谈到了乱伦、诱惑、卖淫、堕胎与通奸，以及同性恋，但我们从《吠陀经》可以得知，家庭生活和两性关系其实非常纯洁正常。
缔结婚姻的方式包括：武力抢夺、金钱购买和自由结合。自由结合的婚姻被视为不名誉，金钱购买的婚姻比较光荣，被劫成婚最为热衷。一夫（妻）多妻（夫）制的婚姻是被容许的，贵族甚至受到鼓励，能供养多妻是能力的体现。德劳帕蒂（Draupadi，即黑公主）同时嫁给五个弟兄为妻，这说明在叙事诗时代这样奇异的一妻多夫制婚姻（通常的多夫都是属于兄弟）也是相当偶然的事件——这种婚姻存在于1859年的斯里兰卡，并流行在中国西藏的丛山村庄里。这更体现为男人的特权，在雅利安家族里父亲是拥有无上权威的，他对妻子与子女俨然是主子身份，在某些情况下他可以把他们从家里赶出去，甚至卖给别人。
虽然如此，妇女在《吠陀经》时代仍享有远超过日后印度妇女所有的自由。她们在选择配偶时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她们可以自由地参加宴会与舞会，与男人一齐参与宗教仪式。她们也可以从事研究，并像迦吉（Gargi）一样加入哲学的辩论。如果她是寡妇，她可以自由地改嫁。在英雄时代，妇女似乎失去了一些既有的自由，寡妇的再婚不再平常，深闺制度——妇女的隐居——开始形成，在《吠陀经》时代几乎没有的殉情，也渐渐地风行普遍。《罗摩衍那》叙事诗里的悉多（Sita），成为妇女理想的典范，她忠贞不贰，小心翼翼地顺服着她的丈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