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上述这样一种社会，民主自然是谈不上的。巴比伦的政治结构，上面是王，下面是富商大贾及封建贵族，再下面是黎民百姓，最下层则是奴隶。原始的巴比伦，王之下，原为据有土地的封建贵族，但因商业的发展，富商巨贾的势力反而逐渐凌驾于原有封建贵族之上。这时的富商巨贾，一面协助国王维持社会秩序，一面作为沟通国王与人民的桥梁。国王晏驾，王位由诸王子之一继承。这种制度，如果仅有一位王子，当然毫无问题，但若诸子相争，互不相让，便会惹起战乱。为了避免独裁专断，中央政府事务常由中央及地方贵族，佐以由国王所任命的大臣，议定推行。地方政府称省或市，在省市中，有长老或贵族组成的议会。此等议会，对中央构成相当大的制衡。由于这种组织颇为强大，即使在亚述统治时期，巴比伦地方政府仍具有一种地方自治形态。
巴比伦当政者，一般为首相，通常包括国王在内，均须熟谙《汉谟拉比法典》，同时确保其有效推行。这种情形，虽然经历了15个世纪，社会情况全变了而它仍然未变。巴比伦法律一般具有三大趋向：一、由天断到人断；二、从严酷到温和；三、从坐牢到罚金。在较早阶段，天断颇为盛行。例如犯巫虫或奸淫者，便会被投入幼发拉底河。被投者如得不死，即证明其有神灵庇护，即告无罪。其后，乃逐渐转入人断。人断初期，祭师就是法官，神庙就是法庭。及至汉谟拉比时代，法官虽由政府指派，但法庭仍设在神庙。
“复仇法”是巴比伦刑罚法的开端。“复仇法”的特色为，公认受害者对施害者采取同等报复手段是正当的。例如，一眼抵一眼，一牙抵一牙，一臂抵一臂。又例如，房子坍塌压死买主，则建筑师必须抵命；但被压死者若非买主而为其子，则抵命者亦非建筑师而为建筑师之子。又例如，在伤人致死案中，如死者为别人之女，则抵命者亦非动手伤人之人，而为其所生之女。由于时代进步，“复仇法”渐为与损害相当的赔偿裁判所取代。最后，罚金变为唯一的刑罚。在此情形下，遂出现伤人一眼，若所伤者为自由人，罚金为白银60雪克尔；若所伤者为奴隶，罚金为白银30雪克尔等规定。至此，刑罚的轻重，除与伤害程度有关外，还与当事人的身份地位有关。巴比伦有许多有趣的规定。贵族与平民相比，伤及贵族处罚就较重，平民若伤及贵族，平民往往会赔到倾家荡产。例如，平民打平民，打人者仅罚白银10雪克尔，但被打者若为贵族，罚金就要加到60雪克尔之多。
为了收到劝告或警惕的效果，巴比伦有着许多极其严厉的规定。例如，子殴父，斩双手。医死人（或医瞎人），剁十指。换婴儿，割双乳。另外，规定处死的罪有一大堆：强奸、拐带儿童、抢劫、窃盗、乱伦、谋杀亲夫、祭师开酒店、收匿在逃奴隶、敌前逃亡、渎职、遗弃妻子及擅卖啤酒等。上述规定，执行得很严格。由于严刑峻法达几千年，以致遵守上述规定已成巴比伦人的第二天性。
有些立法现在看起来还很新颖。工资、物价及劳务收费标准，一律均由政府规定。医生收费，法有明文。关于营造、制砖、成衣、石工、木工、摆渡、畜牧等工资，均曾详细载明于《汉谟拉比法典》。
按继承法，父死，财产由诸子继承。母亲虽仍为一家之主，但除保有其嫁妆、婚礼礼物外，其他财产不得分润。巴比伦不采用长子继承法，一家财产，例由诸子平分。这种办法对平均社会财富颇有帮助。一般而言，《汉谟拉比法典》有一种一贯精神，就是重视私有财产。
巴比伦没有律师。公证一般由祭师负责。书写其他法律文件，如契约、遗嘱、字据等，找书记即可。逢有冤枉，状纸可以自己写，因为法律术语并不多。诉讼不受鼓励，《汉谟拉比法典》开宗明义即这样规定：“告人以死罪，无法举证则反坐。”行贿、受贿、伪证，绝无仅有。巴比伦大城设有上诉法院，法官由国王指派。不服上诉法院判决，尚可向国王提出上诉。个人对国家无诉愿权，但据《汉谟拉比法典》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四条规定，对于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却有公家赔偿办法。这类规定为：“抢劫者，处死刑。抢劫者逃逸，失主对神发誓后，地方政府及其长官应负赔偿之责。如所失者为生命，地方政府及其长官，应对死者家属付出1米纳（约合300美元）的赔偿金。”政府及官吏，对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如此负责，除巴比伦外，今天还找不到这样的国家及城市。由此，我们不禁要问，自《汉谟拉比法典》以来，所谓法律的进步，除了繁复艰深之外还有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