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未经回答的问题，现在似乎应该总结性地问一声：“文明在什么地方开始？”——这个问题本身也是无法回答的。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地质学家（他们处理史前期的迷茫，与任何形而上学同样的空虚渺茫），贫瘠的中亚细亚地区也曾肥沃温暖，湖沼与河流交错。最后冰河的后退慢慢地使这一地区干涸了，直到雨水也不能润泽这些城池与国土。城市人民联袂向东西南北迁徙，去寻求水源。众多城市葬身于沙漠，如今天的亚洲西部大夏古都巴克特拉（Bactra）废墟，它幅员达22英里，曾经拥有众多的人口。又如，1868年西土耳其的8万居民，因有受流沙淹没之虑而被迫迁移。仍有不少人相信，现在这些衰败的区域，也曾包罗了组织与规章、风俗与伦理、安乐与文化的众生万象，而且也贡献了文明。
1907年，庞佩利（Pumpelly）在土耳其南部的安诺（Anau）发掘了陶器与其他一些文化的遗物，据他说是公元前9000年的，也可能夸大了4000年。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了麦子、大麦与玉米的种植，铜器的使用，动物的畜养，陶器的装饰形式从它们的惯例与传统来看，可能具有许多世纪的技艺背景与传统。很明显，土耳其的文化可追溯至公元前5000年。可能一些历史学家也曾努力探求其文明的发源，终于一无所得，而哲学家只能感怀地凭吊这个已故种族的陨灭。
如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我们不可能知道的地方，一个民族由于无雨的天空与贫瘠的大地，被迫携带他们的技艺与文明从这一中心向三个方向迁居移民。或许不是种族，而是他们的技艺，向东传播到了中国，再进入北美；南去印度北部；西去伊拉姆、苏美尔、埃及，更远至意大利、西班牙。在现代的波斯 （古时伊拉姆的苏萨）发现了与在安诺极其类似的遗物，这种类似的创造力使我们证实了一项假设，即在苏萨与安诺之间存在着文化交流，并发生于文明的创始时期——公元前4000年。类似的早期艺术品与产品，显示了在史前期的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之间存在类似的关系与连续性。
我们不能确定，在这些文化中哪些首先出现，但这点并不重要，因为在本质上他们都是同一人种、同一家族。如果我们在此破除惯例，将伊拉姆与苏美尔置于埃及之前，这倒不是出于破除自负的虚荣传统的需要，而是因为在我拥有的知识看来，这些亚洲的文明相较非洲与欧洲的文明要深远。一个多世纪以来，沿尼罗河跨越苏伊士运河，进入阿拉伯、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到波斯，对这一地区探寻的成就，以其逐年研究的累积，显示出这一肥美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冲河积地，更可能是已发现的文明的历史戏剧里最早的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