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有语言文字。若没有这些叫作一般名词的奇怪声音，思想就会局限在个人的个别事物或经验中——大部分是可见的、有感觉的记忆或想象。他很难从个别的事件中区分它的等级，也不可能从目标的不同而区别它的特质，更不可能从特质的不同而想起它的目标。一个阶层若没有名字，很可能只想到这个人，或那个人。一个人也不能臆想到在他眼里看到的不是人类而仅是人，不是一些种类，而是个别的事物。人性开始的标志是：一些怪物或怪人散居在石穴或树上时，动动他的脑筋而发明了第一个普通名词，第一个声音的记号，代表一群相同的目标：房屋即表示所有的房屋，人表示所有的人，光亮也会表示所有照射在陆地或海上的光。从那时起，种族心理的发展出现了一条新的、无止境的道路来。因为思想需要文字，就像工作需要工具一样；产品大都有赖于工具的发展。
因为所有有关语言起源的说法只是猜测，语言就在想象中以任意的描绘开始。可能语言最早出现的形式——也可认作通过记号来沟通，是一个动物向另一个动物爱的呼唤。从此种意义可想象到，森林里、树丛中及田野里都充满了语言。用作警告的喊叫、恐惧的呼号、母亲对子女的呼唤、悠闲的“咯咯”声或得意忘形的哓哓不休、树上的饶舌吵嚷，这正是在兽国里为人的庄严演说而准备的一幅幅写照。在法国沙隆（Ch?lons），一个野生的女孩被发现与一群野兽生活在一起，她除了可怕的尖叫与吠嗥外，不能说出任何其他语言来。这些树林里活生生的声音对于我们人类的耳朵来说毫无意义，就像具有哲学意识的狮子狗里奎特（Riquet）说的那样：“我发出的任何声音，都具有某些意义，但从我的主人口里发出的声音，却是满口胡言。”美国诗人瓦尔特·惠特曼（Walt Whiteman，1819—1892年）与英国作家爱德华·克雷格（Edward G. Craig，1872—1966年）发现，在鸽子的行动与呼叫之间有一种奇特的相互关系。杜邦（Dupont）曾从猫头鹰与鸽子的叫声里发现经常使用的12种不同的声音，并学会了如何区别它们。他发现狗里也有15种，牛羊里有22种。美国作家加纳（J. W. Garner，1871—1938年）发现猩猩在日常不断的闲聊中使用了至少20种不同的声音，并加上一些辅助的手势，从这些适当的词汇再经过一些步骤，竟能带来足够一般人日常使用的300个单词。
在早期，思想的传达似乎主要凭借手势，其次用语言来辅助。一旦言语不通，便立即不断地使用手势与表情来沟通双方意识。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有数不尽的方言。男女结婚，双方属于不同的部落，平时都使用手势代替语言来沟通意见。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摩根（Lewis Morgan，1818—1881年）认识的一对夫妇，竟使用无声的记号标识来沟通达3年之久。手势在印第安人的语言里相当重要，以致美国科罗拉多州印第安阿拉帕霍人（Arapaho）和现代人一样，在黑暗里很难交换双方的意见。大概人类第一次出现的单词是感叹语，像在动物群里表达情感一样，以后就用指示的单词辅以说明的手势；再用声音模仿即将要指的目标或行动，便成了这些目标或行动的代替词。甚至如今，不知经过了几万次语言学上的改变与丰富，每种语言仍包含着上百的拟声词，诸如吼叫（roar）、匆忙急促（rush）、喃喃自语（murmur）、战栗（tremor）、傻笑（giggle）、呻吟（groan）、嘶嘶声（hiss）、扛起来（heave）、哼哼声（hum）、咯咯声（cackle）等。 古代巴西的特库那（Tecuna）部落有一个完美的动词是打喷嚏（haitschu）。除了这些最早的，可能出现了每种语言的词根。法国语言学家、宗教历史学家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年）将希伯来语减少到500个词根，英国语言学家斯基特（W. W. Skeat，1835—1912年）几乎将所有的欧洲单词减到400个词干。
原始民族的语言并不见得有多么简单：一些在词汇与结构上简单，但一些与当今所用的一样复杂与冗长，而且比汉语更有组织和条理。几乎所有原始的语言都局限在感觉与个体上，没有普遍性或统一性。比如，澳洲的土著给狗的尾巴是一个词、牛的尾巴又是另一个词，尾巴一词没有一个共通的名字；澳洲南部塔斯马尼亚岛上的人们对每种树都有不同的叫法，但对树本身没有一个共通的名字；北美洲印第安人乔克托（Choctaw）部落对黑橡树、白橡树、红橡树各有名称，但对橡树也没有一个通称，更没有树这一名称。无疑，这些专用名词在普通名词中不再出现时，已经经过了不少时代。许多部落对有色彩的东西，缺乏具有不同颜色的代替词，也没有针对抽象事物的词汇，如音调、性欲、种类、空间、精神、本能、理性、数量、希望、恐惧、物质、知觉等。这些抽象名词似乎在思想发展中，由于因果关系而产生，变成微妙的工具与文明的象征。
带给人类这么多的礼物，文字对于人们来说，似乎成了神赐恩物与神圣的东西，在最无意义的时候它们成了灵丹妙药的东西而最受崇拜，而且在神秘的地方，如基督道为肉身之处，它们也神圣地存在着。它们不仅使人类获得更清楚的思想，进而使人群成为更好的社会组织；它们更借教育、知识与艺术的传授作为更好的媒介，使世世代代在心灵上坚固地结合在一起；它们建立了一个新的沟通机制，借一种主义或信仰将一个民族铸为一体。它们为传达与沟通观念开拓了新的道路，并无限地加速生活的节奏，扩大生活的内容与里程。还有其他能在威力与成果上媲美普通名词的发明吗？
其次是思想的拓展。在语言里能被视为一项最伟大的赠品的，便是教育。文明是一种累积，是艺术与智慧、风俗与伦理的一大宝藏，个人可以从这个宝藏中获取精神生活需求的一切营养品。假若每个时代缺乏了先前的种族为他遗留的周期的必需品，文明便会立即陨灭。这些都有赖于生活中的教育。
在原始人类中，教育只是点缀品而已。对于原始人类及动物来说，教育主要是技艺的传递与性格的磨炼，它也是师徒之间在生活方式上的一些友好的关系。这种直接而实际的教导激发了原始儿童的迅速成长。在美国奥马哈的印第安部落里，10岁的孩子已经学会了他父亲的全部技艺，因而可以独自求生。阿留申群岛的孩子10岁时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并已娶妻成家。在非洲尼日利亚，6岁或8岁的孩子就要离开父母，另建茅屋自居，并靠狩猎与捕鱼自谋生活。一般来说，这些教育的过程随着性生活开始便告结束，这种早熟往往促成它的早衰。在这些情况下，孩子们12岁就已成人，25岁就进入老年。这并不是说一般“未开化的人”只有幼稚的心灵，而是说他们没有具备如今的孩子需要的一切与机会，他也没有享受到长期的、受保护的青春期，而这一时期可带给他相当完整的文化遗传，并使他具备各种不同的、具有弹性的反应力来适应当前的环境。
原始人类的四周环境比较固定，因而心智的敏捷远不如勇气与性格重要。原始时代的父亲重视性格，有如现代重视智慧一样。他要的并不是成为学者，而是成为一个大男人。因此，在原始人类的部落里，庆祝成年与成为部落社会分子的仪式，通常是考验成员的勇气，而不是考验他的智力。它的作用是让年轻人面对即将来临的战争，善于摆脱险难并对婚姻家庭负起保护与养育的责任，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同时，使一批老年人目睹年轻人在试验中遭受的痛苦而纵情欢笑。一些入会仪式的考验的确令人恐怖而不忍目睹耳闻。仅举一个轻微的例子：南部非洲卡菲尔族的孩子若列为成人候选者，便被派服劳役——白天整日做苦工，夜晚不许睡觉，直至精疲力竭倒地为止。更使考验逼真的是，人们很残酷地对之鞭笞，使其痛苦如绞，直到鲜血流出体外。大部分孩子因此而丧生，而老年人似乎颇具哲学意味地一旁坐观，视其为自然的选择。通常，这种加盟仪式表示青年时代的结束与婚姻的预备，新娘一般坚持要新郎提供能忍辱负重的证明。在刚果的一些部落，其加盟仪式以受割礼为主，如受割的青年躲闪畏缩或喊叫呼痛，亲友们即趋前鞭打，而在一旁注目察看的未婚妻会立即责骂他的无能，并拒绝许婚。她的理由是，她不能答应一个女孩子样的人成为她的丈夫。
文字在原始的教育里，很少出现，也没有用途。欧洲人能以片纸只字与遥远的朋友互通音讯的能力，真使原始人震惊不已。许多部落学会模仿文明进步的殖民者的书写，但像在非洲北部的原始民族，历经5000年与有文字的国家断断续续的交往接触，最后仍然没有文字。单纯的部落大都生活在比较孤立的状态下，没有历史也一样过着愉快的生活，很少感到有书写的需要。由于他们没有书写的帮助，所以记忆力特别强，他们学会了还要保存着，只要他们认为这些是历史记载和文化传递所必需的，他们就以背诵的方式教予他们的孩子。可能正是将口头的传述与民间的流传运用到书写上，便成了文学写作的开端。无疑，书写的发明曾经遭遇过长期而神圣的反对，好像一些有预谋的事物要逐渐损毁伦理与种族的基础。在埃及的传说里，古埃及智慧与魔法的神透特（Thoth）将他发明的文字呈献给塔莫斯（Thamos）王时，国王竟将它比作文明的敌人而加以斥责，并做自卫性的解释说：“孩子们与年轻人，必将因此竭力学习与保存他们学习到的，这样他们会忽略一贯使用的记忆力。”
当然，我们对这个奇妙玩意的起源只能加以猜测。也可能如我们随后了解的，它是陶器的副产品，用以在陶土制的容器上标示商标。也可能这一套书法记号的系统是源于部落之间的贸易不断增加后必须采取的一项措施，最初的形式是按商品与说明，用极为粗俗与传统性的图画来标示。进行贸易的各部落用不同的语言互相接触后，一种可以相互了解的记录与沟通法则势所必需。我们可以假定数字是最早的书写符号，通常用与手相同的记号来代替数目。我们说出数字时，用手指来表示，是说多少个手指头。如英文“five”一词，在德文是fünf，在希腊文是pente，回溯它的原意是一只手。因此罗马语里的“V”即代表张开的手掌，“X”是两个“V”联结一起。中国与日本的文字开始是一种绘画的形式，也是书写的艺术。人类还不能使用文字时，原始人只好用手势代替，而凡是对一种涉及时间与空间的思想的传达就用图画来表示。每个字与每个字母都曾是一幅图画，有如今日使用的注册商标与天文上的十二宫记号一样。在使用文字之前，中国早期绘画式的文字叫作甲骨文，即“象形文字”。图腾柱都是象形文书，诚如英国小说家梅森（Alfred E. Mason，1865—1948年）指出的，这些都是部落的文字真迹。一些部落使用有凹痕的棍子来补助记忆，或是传送口信。其他如北美洲印第安人阿尔冈昆部落不仅使用凹痕棍，还将一些人物像画在上面，作为小型的图腾柱，有的杖上所刻的凹痕非常复杂。秘鲁的印第安族是用绳结与圈环涂上各种的颜色来表示数目与一些较复杂的思想。大概文明的曙光已从南美洲印第安族的发源地放射出来，而同样的风俗仍存留在智利的东方群岛与波利尼西亚的土著中。中国的大哲学家老子也曾要求人们回到自然的生活，并建议人们回到用结绳记事的时代。
在原始人类中陆续地出现了一些高度发展的书写形式。古代埃及式的书写法在复活岛已被发现。在加罗林群岛的一个岛上曾发现一份手迹，有51个音节的符号，描绘了一些人物与思想。由传说可知，复活岛的祭司与酋长如何设法来了解这些笔迹的由来，及该地人民在每年一度的集会时一起来恭聆这些木板上刻画的字句。在初期，书写很显然被视为奇异与神圣的事——如古埃及的书法或雕刻。我们不能断定在波利尼西亚留下的笔迹是来自一些失落的文明。总之，书写是文明的记号，是文明人类与原始人类最低限度的区别。
初有文学时，不管它的名字是什么，是由一些单词而不是字母连成的。它的起源是赞美的诗歌或巫术的符咒，由于祭司经常背诵而传下来。如罗马人把诗叫Carmina，代表诗句与符咒；在希腊文里，Ode一词的原意是巫术咒语；在英文里所用的“rune”与“lay”也是一样；在德文里是Lied（诗）。韵文与韵律可能是出诸自然与人体生命的谐和，由巫师加以改良而保存，传播下来并借以宣扬他们诗文里的魔咒。古希腊人认为第一个六音韵是从太阳神德尔菲（Delphi）的祭司而来，并相信他们发明了这一韵律，并用在神谕里。渐渐地，除了这些祭司的创作外，诗人、演讲家、历史学家等便有了区别，并与宗教分离：演讲家被誉为国王官方的赞颂者或神灵的辩护者；历史学家是皇家事迹的记录员；诗人则是原本神圣的赞美诗歌唱家，是英勇的圣徒的传记撰文者和藏书家；音乐家则将这些故事制成音乐，以供皇室与民间讲授之用。因此，在斐济岛、塔希提及法属新喀里多尼亚岛都有官方的演讲家和讲述者在庆祝仪式中发表演讲，将过去祖先的事迹一一细述，将过去所有的彪炳功勋大肆渲染，借以激起部落战士的勇气。现代历史学家与这些人的区别是多么微小呵！非洲东部的索马里有职业性的诗人。他们游唱于各个村落，有如中世纪法国的吟游诗人和11世纪至13世纪的抒情诗人。唯一不同的是，这些诗都是爱情诗，有时也涉及英雄事迹或战斗，或父母子女的关系。下面这首诗是从复活岛的木板中得来，是一首描述无情的战争把父亲和女儿分开的哀歌：
我女扬帆远去，外族武力绝不能破；
我女扬帆远去，霍尼蒂（Honiti）的阴谋亦难得逞！
每战必胜，她不会受诱饮黑曜石杯中的毒酒。
虽然我们远隔重洋，我的悲伤难道永无平息？
啊！我女啊！我女！
我极目远眺，一片天水相连。
我女啊！我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