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不情愿的政治动物。男人们纠合群党大多是由于习惯、模仿与环境的迫使，少数是由于一种欲望。他喜爱社会并不及他恐惧孤独的程度。他与其他人结合，是为了免于孤单的危害，也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有限，而人多力量大。在他心中，他是勇敢地与世抗衡的强人。如果每个人都我行我素，则国家无从诞生。如果人们要求法律规章，那只是因为他深信这是他的邻居们所需要的。就个人来说，他是一个非理性的无政府主义者，依他个人的意见，法律真是多此一举。
在最单纯的社会里，几乎没有任何的政府组织。原始的猎人们只是在他们加入打猎的队伍，而有一些行动需要有所准备时，才接受规范。非洲布须曼人经常生活在单独的家庭里。矮黑人、俾格米人（Pygmy）及澳洲最单纯的土著，只有临时的政府组织，通常由各家族集团分散管理。澳洲东南塔斯马尼亚岛上没有酋长，没有法律，更没有经常性的政府组织。今斯里兰卡的维达人依家庭的关系组成了小的团体，并无政府组织。苏门答腊的库布人（Kubu）生活在无人管辖的状态下，每家各自为政。南美洲印第安族火地岛人很少有超过12个人聚集在一起的。通古斯族很少有10个帐篷连在一起的。澳洲的原始游牧民族很少有超过60个人在一起的。在这些状况下——除了特别的原因，如打猎，大家才组合协调在一起——他们从不组成永久性的政治机构。
最早具有持续性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家族——一大群有亲戚关系的家庭。拥有同一片土地、同一种血统，并生活在同一风俗与规条的管辖下，几个家族结合起来，在同一个酋长的管辖之下就形成了部落，这是成为国家的第二个步骤。这种发展是缓慢的，有些集团根本没有首领，有一些似乎仅在战争状态下才组合在一起。依我们的现代民主看来，这样的组织形式的确不值一提，仅仅是几个原始团体的结合。如果说有政府存在的话，也只是在他们家族中，有一些家族的长老们出来管理家族，但并不具有专断的权力。北美洲的易洛魁与特拉华州的印第安人都认为在家庭与家族自然的习惯法之外，不需要任何的法律，或受任何的拘束。他们的酋长有适当的权力，而这些权力随时都可以由部落的长老予以解除。奥马哈（Omaha）印第安族是由7人组成的议会来统治，他们决定某件事，必须经过详尽的讨论，获得大家一致的同意，再将这一决议提诸负有盛名的易洛魁联盟（League of the Iroquois）。通过这一组织，印第安人使各部落联结在一起，以尊崇其决议为荣，并借此维护部落的和平。有人认为，这与现代各国所拥有的保持和平的国际联盟没有很大差别。
战争产生了酋长、国王及国家，正如他们又酝酿了战争。萨摩亚的酋长在战时拥有权力，在平时则无人理睬。婆罗洲的达雅克族，除各家由家长来管理外，并无任何政府组织的存在。战时，他们选出最勇敢的战士来领导他们，并严格地服从他。但一旦战争结束，战士会被自动解职。在平时，祭祀与大巫师有极大的权力与影响力，但最后如果大部分部落中有了一般政府形态的永久性的王权产生，那么战士、家长与祭祀的组织将合并起来。社会由两种权力管制：平时用言语，战时用刀剑。武力仅在教化失败时才使用。法律与神话在世代的交替中并肩齐步，一起或轮流地为人类所用。直到我们自己的时代，没有国家敢去分开它们，可能就在明天，它们又将再度结为一体。
战争如何导致国家的建立呢？这并非由于人类天生倾向于战争，一些原始的民族大多是爱好和平的。爱斯基摩人不明白，为什么同样热爱和平的欧洲人竟如海豹般互相残杀，并互相盗取土地。他们指着土地喃喃自语：“如果地上覆盖着冰雪，那该多好。如果你的岩石中有了连基督徒也同样渴望染指的金与银，但深藏在雪堆里，而他们也无法获得，那该多好！你的贫瘠不毛使我们感到欣慰，并使我们远离骚扰。”不管怎样，原始的生活仍然助长了间歇性的战争。猎人为了丰富的捕获物而争夺良好的狩猎区，牧人为他的牲畜获得新草原而战，耕者为处女地而争夺。有时，一切都是为了复仇，或为了壮大与训练年轻的一代，或为了改变单调的生活，或单纯为了掠夺与奸淫，很少为了宗教。那时有规则和惯例限制屠杀，正如我们现在，在某几个钟头，某些日子、星期或月份，在这些时间不能杀人；有一些人不能冒犯，有一些道路是中立的，有一些市场与收容所出于和平的目的被保留。正是规则使易洛魁联盟竟维持“伟大和平”达300年之久。大体上来说，战争是原始的国家与团体之间自然选择的有利手段。
战争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残酷地充当了衰弱民族的清除器，而提高种族在勇气、暴力、残忍、智慧和技能上的水准。它刺激发明，使武器变成有益的工具并使战争的艺术变成和平的艺术。（今日有多少铁路的铺设始于军事战略，却达到贸易的目的！）最重要的是，战争消除了原始的共产主义意识和无政府状态，代之以组织与规律，并导致囚犯的奴役、阶级的服从和政府的成长。繁荣为国家之母，而战争则为其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