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害者的圣经
1489年出现了一本书，它通过印刷技术很快流传开来，并随即出了29版，成为最畅销书。差不多在300年左右，它一直被宗教和世俗法庭用作迫害巫婆的法律手册。教皇英诺森八世的女巫教谕和一份伪造的鉴定书通常随书传播，在鉴定书中，科隆大学神学系将此书尊为捍卫天主教信仰的重要著作并加以推荐。这本书叫作《MALLEUSMALEFICARUM》后来被译为《锄恶利器》。作者是两名多明我会修士，约翰内斯.英斯提托斯和雅可布.施普格。对他们而言，只要能使人类免于遭受女巫的威胁，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甚至包括作假的手段。此前，亨利希.英斯提托里斯并没有如此清楚地指明用的是一些什么手段。1482年，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下令逮捕他，因为他被指控贪污赎罪钱。他成功地免于被捕。人们可以假定，类似“阿尔萨斯同乡会”一类的东西在这件事上起了作用：施勒特施塔特的多明我会修道院院长与布歇尔都斯关系很好，后者是梵蒂冈几代教皇的典礼官，同样来自阿尔萨斯，当英斯提托里斯与施普格在罗马逗留时，他还在自己家中为他们提供食宿。
无论推动《锄恶利器》的作者写书的原因是什么，这本书都是女巫妄想症和在上帝与教会的名艾下对无辜者进行残酷迫害的一个糟糕的大纲。它被用作发现、追究和消灭被指控使用巫术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的手册，书中还要求世俗法庭也有义务参与这一切，理由是巫术是一种混合罪行——与异端邪说不同，后者是一种纯粹的宗教罪行，追查异端只是教会的事情。由于《锄恶利器》一书特别注重于害人的魔术（MALEFICUM），对动物和人的损害——根据老传统，出于对国家考虑的原因必须追究这一罪行——此书还有司法和政府方面的影响。引人注目的是，《锄恶利器》在列举各种罪行时，特别强调所谓的对男性性能力的破坏。在女巫审讯中，总有对如何用巫术使男性生殖能力消失和对细节的刨根问底的讯问。而在酷刑之前，计算女巫使用巫术的次数和消除巫术的影响的行为也带有毫无疑义的性方面的色彩。
《锄恶利器》的作者固执地认为，必须挽救人类，使其免遭女巫的侵害。因此，所有手段对她们来说都是正当的：告密是罪证，只听取支持原告的证人证词，辩方证人或者律师甚至都被排除在外，酷刑是发现真相的手段，也是强迫犯人供出同案犯的工具。
这些活动部分与世俗司法机构的行为一样——教会法律政策的辩护人甚至还可以指出，教会的司法程序在许多情况下，比世俗的司法更加“人道”。但是毫无疑问，把对害人法术的恐惧和教会的魔鬼学说联系起来，给人们造成了一种特殊的精神折磨。在过去的中世纪，教士们有意地鼓动人们相信恶灵、魔鬼、巫婆和魔法的存在，并使这种思想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此外，这种妄想还与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压抑文化”（格拉普尼尔—海德尔）相关，在这种文化中，轻视肉体和贬低性生活导致对人的侵害和破坏欲。
《锄恶利器》的大部分论点都不是自创的。作者基本上是把其他地方也能读到的东西汇总一起。只在一个问题上，这本书可以说是有独创性的：即把一切罪恶焦点集中于女性。以女性名词MALEFICARUM（“意为干坏事的女人”）为标题的书名已经表明，作者认为一切丑恶应归罪于妇女。尽管自从基督教构成以闪米特、希腊和罗马传统为基石的混合型文化以来，就一直存在着敌视妇女的趋向——某些早期基督教神学家梦想建立一个没有妇女的世界。但只是到了这时，巫婆才突然成为那些与魔鬼签定协约的妇女，她们与魔鬼淫乱并由此成为魔鬼通向人类的道路。正如在伊甸园故事中原罪是通过女人降临男人身上那样，魔鬼只有利用妇女才来到世间的。女人比男人更接近魔鬼。通过魔鬼与女人的性关系，邪恶就被传染到男人身上：邪恶像一种性病，通过被巫术引起的“狂热爱恋”或“爱火”四处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