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与王后的故事
信仰天主教的卡斯提尔女王和阿拉贡斐迪南国王完成了“重新统一运动”，并使西班牙从摩尔人几乎长达800年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时，对异教徒和教会内部的叛逆者的迫害在西班牙达到了顶峰。在1492年占领格林纳达后，伊萨伯拉想彻底统一和纯洁帝国。她的清洗行动以收复失地、血统和宗教习俗的纯洁为目标；其指导思想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国君”。
伊萨伯拉的这一政策却也招致了许多抗议之声。例如加迪纳.门多萨、赫尔曼多.塔拉维拉主教以及后来的依纳爵.封.罗耀拉，以及神学家阿列约.维纳戈和多明我会修士多明戈.德.瓦尔泰利都批评这种极端的驱逐和迫害异教徒的政策。然而他们只不过是勇敢的少数派，如果坚持这种信念，就会处于危险之中。因为每个反对者都会被轻易带上法庭——只要一次密告就够了。西班牙的大部分人都支持收复失地的政策，特别是当卡斯提尔和莱昂王国女王伊萨伯拉一世（1474—104年）。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赐给她的荣誉称号是“天主教徒伊萨伯拉”。驱逐或逮捕某人往往与没收财产联系在一起时：教会，国家和个人一起瓜分那些通常很丰富的“战利品”，因为西班牙的犹太人大部分生活富裕。因此，迫害犹太人的政策便成为宗教、种族意识、野蛮和贪婪的混合物。
而托尔克马达并未考虑到金钱问题。他禁止犯人与子孙们见面，出于宗教和种族原因，禁止犹太人担任公共职务。犹太人还不能从事的职业有法官、医生、税务官和厨师。
“天主教徒”斐迪南，伊萨伯拉的丈夫。通过他的王国阿拉贡和卡斯提尔王国的联合，为从摩尔人手中最终重新夺回西班牙奠定了经济和军事基础。年轻的女王伊萨伯拉登基时年方23岁。其本身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这迫使她要尽快解决摩尔人、犹太人和异端的问题。原因来自与葡萄牙的长期战争、贵族的敌视、征服美洲以及要为这些行动弄到大量的钱财。1451年4月22日，伊萨伯拉生于阿维拉省的马德利加尔-德-拉斯-阿塔斯-托莱斯。尽管她是卡斯提尔国王约那斯一世的女儿，她却根本不是以一位皇位继承人的方式长大的。在她刚三岁时，父亲去世，在她与王位之间，不仅有兄长亨利和阿方索，还有一位虽为私生却得到承认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亨利是个软弱的统治者，被卡斯提尔的大公们玩弄于股掌之间，最终被他们废掉。阿方索不明不白地丢了性命，据说是被毒死的，而伊萨伯拉的敌人怀疑她是这场谋杀的幕后伊萨伯拉是个精力充沛的人。她的果断肯定是她的前任们软弱的刺激的结果，正是由于这种在卡斯提尔的贵族们面前步步退缩的软弱，使王冠失去了它的权威。恰在这时，伊萨伯拉出现了，在她1474年登基之后，立法、税收和指挥战争的权限重新收归中央。
阿维拉的托马斯修道院内院，它有时是“天主教徒国王的夫妇”的夏季行宫。上有国王夫妇的家族徽记，卡斯提尔王国的为牛轭，阿拉贡的为权杖。
通过与阿拉贡的斐迪南王子的婚姻，她统一了卡斯提尔和阿拉贡，并且用强有力的手腕重新建立了公共秩序。这是极其必要的。在她即位前100年间，西班牙贵族建立了一种强盗骑土制度，人们不再向国王交税，后者因为缺钱而丧失了对贵族的控制权；农民们被其主人任意摆布，卖作奴隶和充当土兵，他们的收成被掠夺。拦路抢劫阻碍了有序的贸易和交通的发展，背叛与剥削代替了荣誉感和忠诚，糊涂的亨利四世甚至不得不把造币和规定币制权下放给地区统治者，以至全国很快出现了150多个铸币厂，它们铸造的劣质货币充斥全国，民众陷入贫困之中。
伊萨伯拉和斐迪南有能力、有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伊萨伯拉结婚时，带来的首先是建立一套高效的国家制度和在方方面面都体现统一的西班牙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次是她的智慧、虔诚、强硬与机智以及她的当机立断和毫不推卸责任的作风。
一个肯定没有最后澄清的问题，即伊萨伯拉在执行她的收复失地的政策时，是否受到托尔克马达的左右。许多证据表明：在她即位前，托尔克马达是她的忏悔神父。据说他作为位于塞哥维亚的多明我会修道院圣克鲁兹的院长曾要求她发誓，以女王的身份铲除帝国的每一个异教和不信教的人，直到她的每一个臣民都成为顺从教会的一分子。而与之相反的情况也是可能的：像伊萨伯拉这样强硬的人物为到达自己的目的，是不会放弃利用大法官的任何机会的。也有许多证据支持这一观点。与其他国家不同，西班牙的国君抵制罗马教会的干涉。天主教会法规在西班牙从未扎下根。在异端裁判所与世俗权力的利益连接起来之前，西班牙一直拒绝引进它。美国历史学家亨利.查尔斯.李在他的《西班牙异端裁判所历史》一书中写道：“从前没有多少人尊敬教皇，有关熙德的谣曲证明了这一点，而禁止为教皇从国内带出钱财的规定比英国更为严格；同时也像英国一样，整个西班牙都拒绝了罗马教廷在此分设教会机构的要求”。这种传统和特殊的利益分配格局导致宗教裁判所在西班牙形成非常独特的现象：即王座与圣坛紧密相关，对异教徒、犹太人和摩尔人的迫害与重新占领西班牙的伊比利亚半岛纠缠在一起。
伊萨伯拉在15世纪成为伟大帝国之象征，直到现在，人们仍在努力为属于她统治的一部分的暴行辩解。在一本1954年出版的传记中，在西班牙享有盛誉的历史学家塞萨尔.西罗.科尔特斯写道：“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这样一个民族愤怒的结果，这样一个民族的行为，它们不得不注意到，一个狡猾而勤奋的种族怎样在异国的土地上安营；扎寨；一个坚韧的民族，尽管也不得不忍受残酷的剥削和在个别情况下遭死亡的打击，但却懂得在暴风雨中弯腰，以便风雨过后，能像贱种的杂草一样，重新直起来并把一切财富弄到自己身边，从高利贷中榨出资本和攫取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