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朋克、人文主义以及更多
新浪潮和女权主义科幻的崛起的风潮很难延续，因为这一时期出现的大师充满智慧而自由任性地表达自我，而后大步流星地消失在读者视野的尽头。不过，这两个运动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赛博朋克、人文主义息息相关，前者对后者有着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特别影响。
“赛博朋克”一词是编辑加德纳·多佐伊斯普及开来的，不过它首次出现是在布鲁斯·贝思克创作于1980年的小说《赛博朋克》（Cyberpunk）中，之后该作品于1983年刊发在一期《惊奇故事》杂志上。后来，布鲁斯·斯特林在他的杂志《廉价的真相》（Cheap Truth）中撰写专栏，成为赛博朋克蓝图的主要建筑师。20世纪80年代，威廉·吉布森的故事出现在杂志《奥秘》（Omni）上，其中包括《整垮铬萝米》（Burning Chrome）和《新玫瑰旅馆》（New Rose Hotel），而他的长篇小说《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 1984）则让这个词在读者的头脑中有了具体而深刻的印象。斯特林编选的选集《镜影》（Mirrorshades, 1986）则是“赛博朋克”类作品中的王牌。
赛博朋克常常是以技术发达的近未来为背景，有着懦弱的政府和罪恶的企业的暗黑故事，其中还融合了黑色小说的桥段，为传达信息时代元素赋予了新的质感。此外，有些作家还将音乐领域的朋克运动的些微元素运用到了小说的创作中，如约翰·谢利。
有些新浪潮和女权主义科幻作家（如德拉尼和提普奇）努力在作品中构筑与传统的黄金时代科幻元素或桥段相比更“真”的现实主义场景；和他们一样，赛博朋克作家也努力在作品中通过偏执妄想的人物和大阴谋情节，描绘计算机技术的进步，这可以视为菲利普·迪克式的未来愿景的自然延伸。约翰·布伦纳的《震荡波骑士》（The Shockwave Rider, 1975）有时候也被人们视为赛博朋克的开山之作之一。另外，约翰·布伦纳作品中与之有着同样地位的人文主义小说则是《航向桑给巴尔》（Stand on Zanzibar）。
像鲁迪·拉克、马克·莱德劳、刘易斯·夏纳和帕特·卡迪根这样的作家也发表或出版了重要的赛博朋克故事或小说；而卡迪根之后主编的《终极赛博朋克》（The Ultimate Cyberpunk, 2002）不仅收录了早期有影响（但不一定成功的）的赛博朋克作品，还收录了后赛博朋克作品。
“人文主义科幻”常常看起来只是提倡在科幻作品中塑造立体的人物，有时候更侧重所谓的软科幻，如社会学主题的科幻作品。但是，卡罗尔·麦吉尔克在杂文《小说2000》（Fiction 2000, 1992）中提出了有趣的一点，她注意到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软科幻”对新浪潮、赛博朋克和人文主义科幻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她指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类型的科幻全都脱胎于那时候的“软科幻”。区别是新浪潮和赛博朋克的源头是更残酷、更黑暗的文学流派，反乌托邦的特质十分突出；而人文科幻的源头则是描写以人为中心、科技服从于人类的乐观世界的另一个流派。（这就好比亲兄弟、亲姐妹也常常争吵打架。）
人文主义科幻的实践者［有时候也被贴上“滑流”（Slipstream）作家的标签－－这个概念是斯特林提出的］，包括詹姆斯·帕特里克·凯利、金·斯坦利·罗宾逊、约翰·克塞尔、迈克尔·毕晓普（他有时也被归为新浪潮作家）和南希·克雷斯。当然，凯伦·乔伊·富勒的作品也展现了同样的人文主义特质，但是她的作品题材多样、风格各异，很难被细分入某一类，而且她已经悄然成为了曲高和寡的文学界标杆人物之一。
一开始，人文主义科幻被置于赛博朋克的对立面上，但实际上，两个分支很快就成长起来，都产生了可以撕掉刻板标签的独特作品。也许在这个明显的矛盾冲突中，最有趣的一面就是，赛博朋克作家似乎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中，基本不在意主流的想法。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通过流行文化接触到了更广泛的受众。从另一方面来说，人文主义科幻作家通常被归于核心科幻类型作品的作者，但他们想突破局限，吸引主流读者，让这些读者领略科幻的文学价值。有趣的是，人文主义科幻得到了达蒙·奈特和凯特·威廉的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他们的号角科幻与奇幻写作工坊（Clarion 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 Writers” Workshop）和西克莫山写作工坊（Sycamore Hill Writers” Workshop）为培养人文主义科幻作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批评家称，与20世纪60年代的新浪潮的激进主义和70年代的女权主义科幻崛起相比，赛博朋克和人文主义科幻的作品是倒退和保守的。以赛博朋克为例，这种类型的科幻作品盲目迷恋技术，尽管谴责了大企业，但是削弱了政府的作用。从事计算机产业工作的读者指出，吉布森在《神经漫游者》中体现出他缺乏对黑客文化的了解，因此在描写中有瑕疵。相当一部分赛博朋克作品中塑造的性别角色都更加传统，给女性作家留下了较小的创作空间。
1985年，安杰丽卡·高罗第切尔创作了犀利的女权主义短篇科幻《紫罗兰独一无二的香味》（The Unmistakable Smell of Wood Violets）。在同一时期，美国一位自成一格的作家在作品中描写了与之相反的世界，即米莎·诺卡的《红蜘蛛白网》（Red Spider White Web, 1990）－－本选集中收录了该作品节选。这部杀入阿瑟·克拉克奖决选名单的小说描绘了一个噩梦般的未来，在那个世界里，艺术家不仅被商品化，而且有性命之忧；其中非但没有对科技的盲目迷恋，还全方位地刻画了未来的社会阶层。小说还塑造了一个与当时的性别刻板印象相反的、独特而坚强的女主人公。从这个角度来说，诺卡这部有开创性的小说指明了赛博朋克类型小说中更女权的方向。
同时，对人文主义科幻的批评集中在这类作品采取折中的方式和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将新浪潮和女权主义科幻高雅化了。（当前更激进化的第三次浪潮女权主义科幻其实与20世纪70年代的新浪潮更贴近，尽管前者的实验性无法与后者相媲美。）不管真相如何，事实上，最优秀的那批人文主义作家要么随着时间逐渐成熟、进化，要么在这个领域短暂亮相后就走上了其他的创作道路。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科幻作家有奥克塔维娅·巴特勒、金·斯坦利·罗宾逊、威廉·吉布森、布鲁斯·斯特林和特德·姜。他们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改变了流行文化的面貌，也改变了读者们对于科技、种族、性别和环境的看法。特德·姜的影响力只局限在科幻类型文学中，但是根据他的作品改编的电影上映后，这种情况可能会得到改变。至于凯伦·乔伊·富勒通过她的非臆想小说，如探讨动物智慧和我们与动物之间的关系的《我们都发狂了》（We Are All Completely Beside Ourselves, 2013），开始产生同样的影响力。
卓越的作品是怎样出现的？富勒的例子或许给了我们一条线索，那就是作品的点子或故事要突破类型文学的核心。举例而言，尽管吉布森和斯特林可以说是赛博朋克的奠基人，但其实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包括虚构和非虚构的－－超越了最初的赛博朋克时代，对现代社会和科技时代的质问的范围更广阔，程度更犀利，才有了今天的至高地位。
巴特勒的作品再度流行，这是因为其中的主题让新一代的作家和读者产生了共鸣，他们看重多样性，而且对殖民时期之后的种族、性别和社会问题的探索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样也是因为她的科幻作品精彩独特、精巧成熟，与同类型的其他作者截然不同。）坚持在类型文学框架内创作的作家中，只有罗宾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功；他出版了一系列开创性的长篇科幻小说，常常以气候变化为背景，对读者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在他之后，只有保罗·巴奇加卢皮的影响力可以勉强与之相媲美。）
不过，赛博朋克和人文主义并非这一时期唯一重要的科幻潮流。同时期的非英语国家中还涌现出了其他科幻潮流，并延续到了21世纪。举例来说，20世纪80年代，英美读者通过吴定柏和帕特里克·D.墨菲主编、弗雷德里克·波尔作序的《来自中国的科幻》（Science Fiction from China, 1989）读到了郑文光的《地球的镜像》和其他有趣的中国科幻故事。另外，韩松也是一位卓越的中国科幻作家，他的作品具有经久不衰的感染力，而且独树一帜。最后，还有刘慈欣，他以获得雨果奖的长篇小说《三体》（2014）闯入西方读者的视野，取得了口碑和商业上的双重成功。他的短中篇小说《诗云》（1997）收录在本选集中，这部作品精彩绝伦，积极地融入了许多科幻流派的元素，并让这些元素重获新生，令人赏心悦目。
在芬兰，莉娜·克鲁恩是最受读者欢迎与推崇的科幻作家，她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直至今日）创作了一系列迷人的臆想小说，包括《泰纳伦》（Tainaron, 1985）、《世界毁灭》（Pereat Mundus, 1998）和《数学生物》（Mathematical Creatures, 1992），我们从上述最后一篇中节选了《戈尔贡兽》放在本选集中。约翰娜·西尼萨洛也是一位创意十足、精力旺盛的作家，她获得了星云奖提名的作品《儿童玩偶》（Baby Doll, 1992）就收录在本选集中。其他优秀的芬兰作家还有安妮·莱诺宁、蒂纳·雷瓦拉、哈努·拉亚涅米、维维·许沃宁和帕西·伊尔马里·耶斯凯莱伊宁。
其他国家的科幻小说中，比较突出的还有加纳臆想小说家科约·拉因的《职位空缺：耶稣基督》（Vacancy for the Post of Jesus Christ）、塔吉亚娜·托尔斯塔亚的《斯林克斯》（The Slynx）。在英语国家为主导的科幻文学世界之外不断涌现的精彩作品中，它们具有高度的原创性，而且不属于非典型的作品。
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虽然创作了《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 1985），但她并未被归入写反乌托邦小说的科幻作家。她还著有《疯癫亚当》三部曲（MaddAddam trilogy, 2003－－2013），这部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或许是在探讨近未来的生态灾难和生态改建主题的最重要的小说了。这些作品为主流文学接纳科幻起到的重要作用不可低估。尽管科幻已经征服了流行文化，但是没有阿特伍德这个榜样，如今科幻作品作为主流文学出版的潮流还是不太可能出现。这样的定位通常有助于让科幻作品获得更多更广的读者，同时也能扩大科幻小说的文化影响。
21世纪的科幻圈越来越凸显出多样性。此外，世界各国的科幻文学蓬勃发展，主流文学界对科幻文学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这一切都为未来十年科幻文学登上活力四射、生机勃勃的世界舞台铺平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