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潮和女权主义科幻
20世纪60年代最重要的科幻大事莫过于“新浪潮”的崛起。最初支持“新浪潮”的是英国杂志《新大陆》（New Worlds），其主编是迈克尔·摩考克；后该文学运动又随着哈兰·埃里森策划的《危险影像》（Dangerous Visions, 1967）和《危险影像重临》（Again, Dangerous Visions, 1972）两部选集在美国登陆。
新浪潮小说的形式和意识形态多种多样，但内核往往是实验性的，而且带给了科幻作品主流文学的技巧和严肃性。实际上，新浪潮的目的是尽可能拓宽创作的疆域，同时在很多情况下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思想。
新浪潮小说具有反正统的特质，对黄金时代的作品和通俗小说投以冷眼，有时候甚至对20世纪50年代的作品也同样不屑，因为新浪潮作家在创作上的尝试十分大胆先锋。
但是，这种对立往往是反对者们强加于“新浪潮”的。对于通俗杂志的传统创作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和20世纪50年代科幻出版繁荣发展时期的一般科幻作家，尤其是美国图书市场的作家来说，大西洋彼岸的他们的“生态系统”的一切都遭到了质疑，哪怕只是暗示，他们也一定有种被人打了一闷棍的感觉。本质上的对立的存在是因为，尽管20世纪50年代涌现出许多新声音、新突破，但也同时夯实了人们对黄金时代许多标杆作家的集体印象。
进一步说，新浪潮作家要么就是一直在阅读完全不同的另一套文本，要么就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阐释了这些文本，总之新浪潮和非新浪潮作家之间有一道鸿沟，二者的交流接触可以与人类和外星人的“第一次接触”相类比。二者彼此间语言不通，也不知道对方的那一套规矩。就算是那些本应该找到共同目标或者与对方达成共识的作家，如弗雷德里克·波尔和詹姆斯·布利什，都站在了新浪潮的对立面。
不管怎样，无论作者和编辑们对新浪潮是反对、包容，还是摆出利用它创造有趣的作品的姿态，新浪潮－－包括同时及之后诞生的女权主义科幻－－都是科幻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运动。
令人惋惜的是，新浪潮过后，许多作家都被世人遗忘了，如兰登·琼斯、巴林顿 · J.贝利（二者的作品都收录于本选集中）、约翰·斯拉德克，还有一些文学大师，如迈克尔·摩考克、J. G.巴拉德、M.约翰·哈里森和布莱恩·奥尔迪斯（他其实属于早一代作家，但却是这场运动的不速之客）。英国几家行事大胆的出版机构，如萨沃伊（Savoy），也起到了助推作用。
新浪潮作家的事业发展获得了两方面的支持，其一是非类型文学作家（如库尔特·冯内古特和威廉·S.伯勒斯）创作的作品与新浪潮小说有呼应，有共鸣，而且持续受到读者的欢迎；其二是类型文学领域内的、多次获得雨果奖和星云奖的作家对他们十分支持，如哈兰·埃里森。埃里森本人的作品就恰好符合新浪潮的审美，而且他通过策划编选的几部选集来鼓励和支持创作意识超前的先锋新老作家，打造了无可置疑的北美新浪潮阵地。像卡罗尔·埃姆什威勒和索尼娅·多尔曼这样的其他作家也多少算是意外踏入了新浪潮这片尚未成熟的文学领域，埋头创作了一些作品，然后离开了该领域，境遇既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差。至于大卫·R.邦奇这样的怪咖，随着时间流逝，他的“摩德兰”系列故事越来越体现出预言性来；当时，要不是有大胆的编辑和新浪潮的背景支持，他们的作品压根就无法出版。（值得一提的是，本选集中收录了他的“摩德兰”系列故事之一，这是近二十多年来他的作品首次得到再版。）
与上述作者同样重要，甚至比之更重要的是塞缪尔·R.德拉尼作为圈内的重要人物出现了，他创作了数篇与《没错，还有蛾摩拉》（Aye, and Gomorrah, 1967）相似的大胆而不同寻常的故事，由此与新浪潮小说结缘。他与埃里森在这个时期获得星云奖的次数不相上下，而且不仅在创作人物丰富的精致臆想小说方面是其他作家的榜样，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这个领域中唯一的非洲裔美国人，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非白人作家。尽管像《达尔格伦》（Dhalgren, 1975）这样的畅销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延长了新浪潮运动持续的时间，促进了科幻中成熟的（和实验性的）小说的发展，但它似乎并没能为科幻带来典型的差异性。
1972年，特里·卡尔在《年度最佳科幻作品集》第一卷的《引言》中写道：
“新浪潮”来了又去，这期间的故事都体现出了自身的价值……作家们意识到了一切艺术的真正基础：他们的创新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打开了一扇又一扇大门；但这些前卫的作品造成的破坏多于创造，而且将会快速地导致自身的消亡……我个人认为，“新浪潮运动”顶峰时期的大多数作品都是拙劣的科幻作品；如果非要说它们给我带来了什么不同，那就是，有时候我得更认真地读一个故事才能发现我并不喜欢它。
特里·卡尔是一位优秀且具有影响力的编辑，他一直与时俱进，却在这件事上判断失误了。不过，当时似乎任何人都不清楚新浪潮是怎么从根本上改变了科幻圈的创作环境的。尽管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新浪潮的影响力有所削弱－－部分是因为好莱坞科幻电影（如《星球大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浪潮对科幻类型文学整体而言有着持久的影响，并且创造出了流行文化巨擘，如J. G.巴拉德（20世纪70年代后在各种科技和社会话题中被引用最多的作者）。
事实上，特里还犯了另外一个错误，新浪潮运动与另外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发展－－女权主义科幻的崛起在时间上有交叠，因此可以说，这场革命其实并未结束。从某种角度说，它才刚刚开始，尚有许多工作要做。除了关注女性权利问题引起的社会矛盾，图书文化圈还推出了数条平装产品线，其中出版的作品主题都是“妇女的解放”将如何带领全人类进入反乌托邦未来，以这种讽刺的姿态迎合读者的厌女倾向。
如果说此举使得女权主义科幻“崛起”有点用词不当，那是因为这样说是简化了一个复杂的情况。这场斗争为有积极正面的女性角色的科幻作品争取了更多空间，但仍需反复斗争才能取得成果；而且，女权主义科幻中的论战、活力和推动力的目的是展示女性力量－－为女性作家创造空间，无论她们写的是什么。另外，给一个作者贴上“女权主义”的标签（就像贴上“新浪潮”的标签一样），会让大家把关注点集中在读者们是如何接触到并探索该作家的作品的。这种对女权主义科幻的初期关注并不能给与之形成交叉的种族问题或流性人问题带来更多关注。
金斯利·艾米斯在他于“新浪潮运动”之初出版的颇具影响的科幻作品《地狱新地图》（New Maps of Hell, 1960）中指出：“尽管我不想承认，但我不得不说，（男性）科幻作家显然对性别现状是满意的。”鉴于男作家很少写出复杂或有趣的女性角色（西奥多·斯特金和约翰·温德姆的部分作品除外），他提出的这种现象似乎确实存在。
到了20世纪70年代，乔安娜·拉斯等作家开始发出大胆而坦率的声音，就科幻作品中对女性的呈现发表意见。拉斯在她的文章《科幻作品中的女性形象》（The Image of Women in Science Fiction, 1970）中指责科幻作品是“想象力的失败”和“社会展望的失败”，提出科幻作品中缺少复杂的女性角色，是因为作家们在毫无思考或分析的情况下就接受了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和刻板印象。这和德拉尼在种族刻板印象方面发表的意见遥相呼应。
长期以来许多作家的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原型（如圣母/娼妇、大地母亲）没有独立个性。正如永远目光敏锐、才华横溢的厄休拉·勒古恩在她的文章《美国科幻及其他》（American SF and the Other, 1975）中所写的，“妇女运动让我们大多数人意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科幻要么就是完全忽略了女性，要么就是把女性写成让怪物强奸得吱吱叫的玩具娃娃，或者写成有着过于发达的大脑，但已经失去性特征的老处女科学家，或者，最好的情况下，写成高大全的男主人公身边的忠贞的妻子或情人”。
人人都该意识到，消除科幻作品中有厌女意味的描写这件事有多讽刺。因为科幻历来是探讨“如果”的类型文学，它受现实主义的影响极小，是描写梦想的文学，传达最纯粹的各种各样的想象的文学；但在很多情况下，它依然选择让女性充当作品中二三流的角色。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革命，无论男性、女性还是流性人，谁能清楚地看到一个不存在这类偏见的未来呢？
因此，女权主义科幻的崛起其实指的是独特且有影响力的作家的崛起，他们的作品带有明显的女权主义色彩，但同时书写女权并不是他们的唯一兴趣。像小詹姆斯·提普奇（爱丽丝·谢尔登）、拉斯、约瑟芬·萨克斯顿、勒古恩这样的作家及其他作家成为了新浪潮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作品一改黄金时代作品的肤浅片面，将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的问题以及更多内容以前所未见的方式带给了读者。这类小说的视野并不狭隘，而是立足于探索整个世界－－而且英美科幻圈有时候对此是非常抗拒的，这更从侧面说明了这类小说的难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