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幻的突破
20世纪50年代有时候被视为过渡期，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没有任何文学“运动”；不过，罗伯特·西尔弗伯格有充分理由认为，这一时期才是真正的科幻黄金时代。英美两国的科幻全盛时代就是从这时开始的。部分是因为杂志、小说单行本和选集出版的繁荣给了科幻机会，部分是因为更具有包容性的从业者加入了这个圈子。
20世纪50年代，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经验丰富的作家在科幻创作中崭露头角，获得广泛认可，如弗里茨·莱伯（其作品多为奇幻和恐怖小说）、詹姆斯·布利什和弗雷德里克·波尔。这不仅是因为出版环境更加友好，作家由此得到了鼓励和支持，也是因为他们都有“未来派”的背景。未来派是一个科幻社团，在它的培养下，成员们有着广泛的兴趣，并不仅仅局限在类型文学的创作上。
布利什的《表面张力》（Surface Tension, 1952）展示了关于人类改造外星球的绝妙主意产生的成果。菲利普·迪克也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发表小说。在他的处女作《天外的巫伯》（Beyond Lies the Wub, 1952）中，他描写了一个光怪陆离、荒诞且反正统的太空世界，后来他又写了类似背景设定下的其他经典作品，如《尤比克》（Ubik, 1969）和《流吧，我的眼泪！》（Flow My Tears, the Policeman Said, 1974）。
阿瑟·克拉克是黄金时代的作家，但是他在20世纪50年代转型，写出了像《星》（The Star, 1955）这样的经典的黑暗故事。罗伯特·海因莱因也一样。雷·布拉德伯里也创作出了精彩的小说，以《火星编年史》（The Martian Chronicles）延续了他的成功。这个时期的罗伯特·西尔弗伯格也颇为多产，不过本选集中收录的他的作品是之后才发表的。
不少被低估的作家也在这个时期出版了他们最杰出的小说，这些作家有詹姆斯·H.施米茨、威廉·泰恩和查德·奥利弗。汤姆·戈德温以他的《冷酷的方程式》（The Cold Equations, 1954）在科幻圈掀起了波澜，但这篇好故事并没有收录在本选集中。而且，该小说后来引起了人道主义科幻作家们的争论，还有些人对小说结尾进行了改编。泰恩的《地球的解放》（The Liberation of Earth, 1953）是一部经典的讽刺小说，讲述了外星人入侵的故事，灵感来自朝鲜战争，后在越南战争期间成为了检验反战者的试金石。达蒙·奈特也以《异站》（Stranger Station, 1956）这个关于外星文明接触的不同寻常的故事在科幻文学中获得了一席之地。C. M.考恩布鲁斯（他也是“未来派”的一员）在这一时期发表了他最知名的几部作品，即《愚蠢的季节》（The Silly Season, 1950）和《征途中的傻瓜》（The Marching Morons, 1951），不过这些小说没能成为传世经典。该时期的其他著名作家还有罗伯特·谢克里、艾弗拉姆·戴维森和朱迪斯·梅里尔（她后来成为了著名的选集编辑）。
虽说是后见之明，但也许20世纪50年代最独特也最重要的科幻作家要数考德维那·史密斯了，他的绝大多数科幻作品都是在50年代中期出版或发表的。他的故事背景多设定在遥远的未来的地球和周围的宇宙空间，完全架空，而且不会清楚地交代故事前情。在《扫描人的徒劳生活》（Scanners Live in Vain, 1950）和本选集中收录的《龙鼠博弈》（The Game of Rat and Dragon, 1955）中，史密斯让太空歌剧类科幻作品焕发出了新的活力－－他的科幻创作同时受到了博尔赫斯和阿尔弗雷德·雅里的影响。就算到了今天，史密斯的故事依然独树一帜，就好像来自平行空间一样。
在独树一帜的风格上，西奥多·斯特金几乎可以与史密斯相媲美。前者的作品有一种近乎任性的文艺腔调，还体现出了作者的同理心，不过在读者看来更像是多愁善感。但是，在他最好的作品－－如《失去大海的男人》（The Man Who Lost the Sea, 1959）中，斯特金写出了科幻非常需要的悲怆。同时，斯特金还勇于探索令人恐怖的或容易引起争执的主题。他每发表一个新故事，就将科幻的边界推向更远处，更方便后来者追随他的脚步。
另一个有趣的作家是詹姆斯·怀特，在《星际病院》（Sector General, 1957）等系列故事中，他以当时标准的冲突情节为背景，写了一座银河系的医院中发生的种种医疗奇事。怀特的故事中常常既没有恶棍，也没有英雄－－这使得怀特的故事情节显得新鲜而不同。其中写得最好的一篇“医院”故事里讲述了一个外星孩子，他长得像巨大的活石头一样，有着和人类孩子截然不同的饮食需求。无论史密斯还是怀特，他们的名气都不如阿瑟·克拉克这样的作者大；但是，他们的作品在当时的科幻环境下有如鹤立鸡群，新颖而不失关联性、娱乐性和现代性。
50年代还有许多才华横溢的女性作家崭露头角，如凯瑟琳·麦克莱恩、玛格丽特·圣克莱尔和卡罗尔·埃姆什威勒。她们三者的作品的共同点就是其中描写的臆想社会或极端的心理状态引人入胜，而且都塑造了独一无二的女性角色，常常使用有别于传统通俗小说的故事结构。麦克莱恩在社会描写和所谓的软科幻创作方面尤其突出。在当时，人们认为这种与“硬”科幻截然不同的作品相当具有先锋性。与此同时，圣克莱尔广泛涉猎恐怖、奇幻和科幻文学，其作品既幽默又骇人，同时还发人深省。从她最杰出的几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她是在探索我们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的关系。这三位作家不仅为20世纪70年代的女权主义科幻爆发铺平了道路，还有力地为更多不同寻常的叙事方法拓展了空间。
在当时世界的另一片土地上，博尔赫斯正在继续创作精彩绝伦的小说；此外，墨西哥作家胡安·何塞·阿雷奥拉写出了《幼儿发电机》（Baby HP, 1952）和其他微小说，在其中成功融入了传统科幻、民间故事和讽刺小说的元素。法国作家杰拉德·克莱恩则刚刚开始发表小说，他经典的早期作品有《怪物》（The Monster, 1958）。他出道之后，世界上又涌现出一系列有趣的法国科幻作品。另外，尽管直到20世纪70年代《路边野餐》（Roadside Picnic, 1979）和其他作品被译成英文后，阿卡迪·斯特鲁伽茨基和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斯特鲁伽茨基兄弟）才蜚声国际，但他们早在1958年就已经在苏联发表了像《造访者》（The Visitors）这样精巧新潮的外星接触类小说。
20世纪50年代的科幻作品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或主题，这对于众多有鲜明特点的作家来说是一件好事，也使得他们拥有了自由创作的空间。显然，这一时期为科幻作家在世界文学高峰上攀至更高的位置扫清了障碍。
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不得不推翻前人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