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公众事业，必附会于一个人。古代的所谓政治，是包括一切的。故古代一切事业，悉归诸部落酋长，此即后人所谓古帝王。古帝王的系统，为三皇五帝之王。此纯系后人所编制。古代一部族中，有最高主权者谓之君。为许多君所归往者谓之王（王者，往也）[盖古之民，或氏族而居（自谓有血统关系者），或部落而处（居地相近而联合者。至不辨其为氏族与部落，则名之曰部族，《辽史》有《部族志》），酋长主之，即所谓君，文化较低时，各自为政，迨稍进步，彼此之间，皆不能无关系，有关系，则必推有才德者主其各部族间之事，又或一部族人口独多，财力独裕，兵力独强，他部族或当空无之时，资其救恤；或有大役之际，听其指挥；又或为其所慑，其强者且可涉及其内政，于是诸部族率听命于一部族，此部族之长，即所谓王也。故同时各地，皆可有王，实力衰，则复降为君。]古语“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见《孟子·万章上》]此乃一种理想。事实上系许多王同时并列，各不相涉。（大者如春秋时吴、楚皆称王，小者如战国时越为楚所破。《史记》言句践之后。或为王，或为君，服于楚。[见《越世家》]）春秋时北方大而文明之国较多，最强大之齐、晋不敢称王，只争做诸侯之长，是之谓霸。[霸，原当作伯，伯，长也。盖是时北方之周王，既无实权，复受传统观念，虽诸侯强大，不遽废之。遂别争霸。]战国时，七国皆称王，[七雄地小者与王畿侔，大者则又过之，实即春秋前之王，故各国后皆称王。]其时又感觉诸王之上须有一个为诸王所听命者，无以名之，乃借天神之名而称之为帝。但帝迄未能成。[齐、秦尝并称东、西帝，旋去之。秦围邯郸时，魏使客将军辛垣衍欲令赵尊秦为帝，亦未果。]
古有德号地号之别（见《礼记·月令疏》引服虔说），[服虔云：“自少暤以上，天子之号以其德，百官之号以其征。自颛顼以来，天子之号以其地，百官之号以其事。”]三皇皆德号，可见言古史而取三皇，系用以代表社会进化之重要现象。至五帝则代表政治系统之意多矣。
见《史记·五帝本纪》、《大戴礼记》、《帝系》。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又与炎帝战于阪泉。他书或只载其一。[《大戴礼记·五帝德》只有与炎帝战于阪泉之文，而《贾子·益壤》曰：“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制不定》曰：“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于涿鹿之野。”尤可见此二事实一。]神农（炎帝）姜姓，蚩尤亦姜姓，涿鹿、阪泉，释者皆以为一地。[阪泉，《史记集解》引皇甫谧云：在上谷。又引张晏云：涿鹿在上谷。此虽因汉世县名附会，然可证其为一地也无疑。]故或谓阪泉、涿鹿之战，实一事。炎帝、蚩尤即一人，其说似是。涿鹿释者或谓在涿郡（今河北涿县），[服虔说。]或谓在上谷涿鹿县（今察哈尔涿鹿县）。盖因汉世地名附会，不足据。《太平御览·州群部》载《帝王世系》引《世本》，谓涿鹿在彭城，则今江苏铜山县也。[《战国策·魏策》云：“黄帝战于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起；禹攻三苗，而东夷之兵不至。”此为涿鹿在东方之明证。《史记集解》又引《皇览》，谓蚩尤冢在寿张（后汉县，今山东东平县），其肩髀冢在钜野（汉县，今山东钜野县），亦距彭城不远也。]
《大戴礼记》、《史记》又言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常璩《华阳国志》以江水为金沙江，若水为鸦龙江。郦道元《水经注》因之。此大非。其实古江为南方之水之通称。若水，王筠说：古桑字作，亦可作，作（加以象根）。《楚辞》之若木，即桑木[《楚辞·离骚》：“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见所著《说文释例》）其说极通。故青阳，昌意所居，亦当在东方也。尧都据《世本》亦在彭城。[《太平御览。州郡部》引《帝王世纪》，谓“尧之都后迁涿鹿，《世本》谓在彭城”。]而《孟子》称舜为东夷之人（《离娄下》），故五帝踪迹，皆在东方，至夏乃居于河、洛流域，见《楚辞》（《天问》），《周书》（《度邑》）等皆然。[《周书·度邑解》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盖尧遭洪水，使禹治之，用力虽勤，而沈灾实未能澹，自禹以后，我族乃渐次西迁。自伊、洛渡河，即为汾、浍之域。唐、虞、夏支庶，盖有分徙于是者。]
商又兴于东方，其始祖契封于商。旧说在今陕西商县。[《书伪孔传疏》曰：“《商颂》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郑玄云：契本封商，国在大华之阳。皇甫谧云：今上洛商是也。”上洛商即今陕西商县。]似不如谓在河南商邱之确。[《左传》襄公九年曰：“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服虔曰：“汤以为号。”又《书序》王肃注云：“契孙相土居商丘，故汤因以为国号。”《左氏》襄公九年《疏》引《释例》曰：“宋、商、商丘，三名一地。”《伪孔》、杜预，多同王肃，然则《汤誓》、《伪孔传》谓“契始封商，汤遂以为天下号”者，意亦不谓其在大华之阳，乃《疏》强分商与商丘为两地，转谓《伪孔》、杜预之说，同于郑玄，实郑玄之说非，而《伪孔》、杜预之说为实也。商丘即今河南商邱。]又居蕃（《世本》），[《世本》曰：“契居蕃。”]王国维说：即汉之蕃县（今山东滕县），[见所著《观堂集林·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古人率以当时地名述古事。《世本》战国时书，汉地名于战国为近，此说似可信。汤居亳，汉京兆杜县有亳亭。然汤所居，《孟子》而外作薄，恐《孟子》所用乃借字。[《管子·地数》、《轻重甲》、《荀子·议兵》、《吕览·具备》、《墨子·非攻下篇》皆作薄。惟《非命上篇》及《孟子》作亳，《说文》亳字下不言汤所都。然《史记·六国表》以“汤起于亳”，与“禹兴于西羌，周以丰镐伐殷，秦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并言，则汉人久混薄、亳一。故纬候有“天乙在亳，东观于洛”之文。]汉薄县，在今河南夏邑永城县境。汤破桀于鸣条，地不可考。《孟子》言舜卒于鸣条，为东夷之人，则亦当在东方。[《吕览·简选篇》曰：“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战于郕，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郕，见《春秋》隐公五年，《公羊》作成，今山东宁阳县。《淮南子·修务训》曰：“汤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荀子·解蔽篇》曰：“桀死于亭山。”巢门者南巢之门，亭、历声之转，后人以春秋时地名释之，谓南巢为今安徽巢县，历山在和县，实不然。历山疑即舜耕处，仍在今山东境内。由此二地观之，鸣条盖亦在山东也。]古书多言桀与东夷之交涉，盖桀之势力东展，乃与汤起冲突也。然汤胜桀后居偃师（河南今县），仍在河洛流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曰：“汤受命而王，作官邑于下洛之阳。”盖即偃师之地。]
周又兴于西方，后稷封邰，[《史记·周本纪》：“封弃于邰，号曰后稷。”]旧说今陕西武功县。公刘居豳，[按《史记》曰：“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则公刘尚未居豳。《史记·刘敬列传》、《匈奴列传》、《诗毛传》皆言公刘居豳者，乃约略之辞。]今邠县，大王迁岐，今岐山县。至文王居丰，武王居镐，在今长安境内。[《史记集解》：“徐广曰：丰在京兆鄠县东，有灵台。镐在上林昆明北，有镐池。去丰二十五里，皆在长安南数十里。”]为自西而东。近人钱穆作《西周地理考》，谓周自今山西西南部汾水流域入渭水流域，于发展形势亦合。[《西周地理考》谓邰即台骀之地。《左氏》昭公元年，言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生台骆，“宜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水经·涑水注》：涑水兼称洮水。是台骀居汾、涑之域也。《左氏》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骆、芮、岐、毕，吾西土也。”《御览》引《隋图经》：“稷山，在绛郡（今山西稷山县），后稷播百谷于此。”《水经注》：山西去介山五十里（介山，在今山西荣河县北）。《周书·度邑》：武王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汾即邠，亦即豳。然则公刘旧邑，实在山西；大王逾梁山，当在今韩城；岐山亦当距梁山不远也。案，虞、夏之间，吾族西迁河、洛，更渡河而入河东。山西之地，三面皆山，惟自蒲津渡河入渭域为平坦，钱氏之言，衡以地理情势，固无不合矣。]要之，不论何说，周之根据地，总较夏又展向西北。
此事于汉族之发展，关系殊大。盖东南水利较饶，西北地较瘠，人力奋而文明进展矣。[地理气候较优，无所需人力之地，及地理气候过劣，尽人力而无所得之地，文化皆不易发展。文化进展最宜者，乃为人力尽而有所获，生计无乏之地。西北较瘠之区，盖正合此条件也。]沟洫之制，发达于北方。《周官》遂人、匠人，言沟洫之制甚详。]又用铜东南较西北为发达（战国时，楚与吴、越，皆以兵器著名。古兵器用铜）。[浙江杭县之古荡，发掘得有孔石斧，似用铁器旋入，又多石英器，质坚，非金属不能穿凿，则已在石铜兼用之期。虽时代尚难推断，然南方之用铜，必尚在黄帝之先，古书皆言蚩尤制兵，盖亦受之于南，观五刑始于蚩尤可知。夏以后，乃稍传于北。南方所用，皆系镕合铜、锡为之，而北方铜、锡皆少于南。故穆王及管子，皆有赎刑之制（《尚书·吕刑》、《管子·中小匡》），《管子》言美金以铸戈、剑、矛、戟，恶金以铸斤、斧、夷、锯、欘，盖以铜为兵器，铁为农器也。《左氏》僖公八年，“郑伯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吴越春秋》、《越绝书》，皆盛称南方兵甲之利，可见北方之用铜，至东周时，尚远在南方之后。]而用铁则落北方之后（《管子》书言盐铁，古以铁为农器）。即其明证。此事之原因何在，现尚难言。我所推测：（1）禹之治水，实仅较暂时见功。因避水患而西迁。（2）禹再传而遭羿、浞之乱，为避敌国而西迁。二者或居其一。然则推测，亦殊薄弱难信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