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身后毁誉参半之谜
上世纪中叶某一天，在德国东部一条大路上，一个乡村牧师带着他不满五岁的儿子，从附近的吕茨恩市回自己的村子去。那绿树环抱的勒肯村就在大路边，已经可以望见村里教堂的长满青苔的尖顶，听见悠扬的复活节钟声了。不久后，牧师病逝。在孩子敏感的心灵里，这钟声从此回响不已，常常载着他的忧思飞往父亲的墓地。
不到一年，弟弟又夭折。亲人接连死亡，使孩子过早地失去了童年的天真烂漫，开始对人生满怀疑虑。他常常独自一人躲进大自然的殿堂，面对云彩或雷电沉思冥想。大自然的美和神秘在他心中孕育了写诗的欲望。十岁时，他已经写下五十首诗，还作了一首曲子。当然，不免是些模仿之作，但已经可以见出他的早熟。这个孩子就是后来写出“上帝死了”的著名哲学家尼采。
提起尼采，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哲学家，而且是一个大有争议的哲学家，荣辱毁誉，莫衷一是。
1844年10月5日，尼采（1844-1900）出生于普鲁士的洛肯，他的父亲是一个牧师，他的双亲都有沿袭久远的教士家世。由于父亲过早去世，尼采从小就由信教的家庭主妇们来抚育，在这种环境中，他被娇养成像女性一样的脆弱敏感性格。他很厌恶邻里那帮坏小子。这帮人捣鸟巢、偷果子、扮大兵、说假话。他的同学们唤他“小牧师”，其中有一个还把他描绘成“教学里的耶稣”。他不喜欢合群，愿意避开众人，自个儿阅读圣经，或者满怀激情地把圣经念给人家听，他喜欢看到人们听得热泪盈眶的样子。但是，他骨子里有一种近乎神经质的忍耐力和自尊心：有一次，同学们不相信一个神话故事，他竟点燃一束火柴置于自己的掌心上，直到火柴化为灰烬。他只有与自己的妹妹玛丽在一起的时候才感到适宜。
实际上，如果没有妹妹的陪伴，尼采就是完全孤独的，他害怕男孩们，不知应该如何与他们相处。他除了与妹妹一起玩耍，就是埋头在书本中。很多时候尼采都是手不释卷地读书。
后来母亲送他去蒲福达预科学校，他在那里学习诗歌、科学、希腊文和拉丁文。由于视力的问题，他害怕阳光，害怕明亮，在明亮的光线下他睁不开眼睛。阳光使他头晕目眩，感到阵阵耳鸣，使他痛苦难忍。只有夜幕降临，这种痛苦才会减轻。所以他喜欢黑夜，喜欢在没有灯光的宿舍里，静静地躺在床上。黑夜是他最好的朋友——黑夜和孤独。
在预科学校的日子里，他还对音乐产生了强烈的爱好。无论是自己演奏还是听别人演奏，他都会如痴如醉，有如沉浸在梦境之中。实际上，他的梦幻生活正逐渐成为他的现实生活，他在幻想中发现了自己在现实中所不具有的活力。
但他毕竟还是一个生活在现实当中的年轻人，他具有，年轻人体验世界的好奇心，在他离开蒲福达进入波恩大学后，他开始饮酒，说下流话，写猥亵诗，偶尔还会去逛妓院。他读了英国诗人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他甚至还与人进行过决斗。但因为他实在是体弱多病，几个月后，他放弃了这种自暴自弃的、放荡的生活，又恢复往日的孤独状态。
然后他从波恩大学转到莱比锡大学，埋头研究语言。他的脑子里充满了无数的为什么。
大约在他21岁的时候，他无意中得到一本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一意外发现使他犹如发现了“一面镜子，我通过它照见了世界、人生和我自己那被描绘得无比崇高的本性。”他把书抱回住所，逐字逐句、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
21岁时，尼采应征服兵役。由于他眼睛近视，又是寡妇的独子，本来是可以免服兵役的，但当时征兵制度甚严，招兵买马经常不够，虽然尼采有很多理由可以不去服役，但是最终未能逃脱。在萨多瓦和色当的辉煌日子里，就是哲学家也得去当炮灰。可是像女孩一样柔弱的他，在骑马的时候摔了下来，扭伤了胸肌，伤势很重，征兵官不得不“解放”了他。短暂的军营生活结束了，可这次创伤在以后一直没有完全康复，伴随了尼采一生。同样由于他的军旅生涯如此短暂，以至于他离队时几乎和入伍时一样对军人想人非非。斯巴达式的艰苦生活、训令与服从、忍耐与惩戒，都萦绕在他的想像中，现在，他不必亲自去实现这个理想了。他之所以崇拜军人，正是由于他身体欠佳，当不了军人。
离开军队后，他回到书斋生活。由于他具有语言学家的才华，巴塞尔大学便邀请他主持该校的古典语言学讲座。当时他才25岁。那一段时间，他心情很愉快，他很满意大学的宁静环境。但很快他那自我反省的习惯又开始打扰他了，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表达自己内心的那些东西呢？当然不能用拉丁文的前置词和希腊文的动词！就在他还没从他那书生气的迷梦中惊醒的时候，他的国家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德国与法国开战了。
由于他的眼睛近视，他没有被派上前线，而是被安排去照顾伤员。他那为战胜人的一切而提出的哲学现在变成了为战胜痛苦的意志而写出的优雅的诗歌。在战争的那几个月中，他像沃尔特.惠特曼—样，与那些濒临死亡的人在—起。他的心中充满了厌恶，厌恶中又夹着同情。他的思想开始再次漫游——那里有先知和牧师们所说的那种生存的“永恒的荣誉”，难道不是一种永恒的痛苦么？
战争结束时，他已被白喉病折磨了很久。他登上山峦，在清新的空气中进一步思考这些难题。他的结论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痛苦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因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应是一个不可战胜的乐观主义者。痛苦或许是一种有家的、甚至神圣的体验。这就是尼采的思想。他所经历的一切可以说是一部悲剧。可他从悲剧中得到的不是精神上的痛苦而是快乐。
他又像以前一样，远远地躲避世人，因为他害怕他们。只有一个人强烈地吸引着他，那个人就是德国著名音乐家，古典音乐的主要代表人物理查德.瓦格那。因为瓦格那在尼采的心中是个敢于盗取上帝的火种，并把它变成了人类音乐的普罗米修斯。1盯2年初，尼采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
除了瓦格那，尼采没有任何其他的朋友，与他为伴的只有他的黑暗和他那奇怪的哲学。当一位医生为他检查他那经常性的头痛并告诫他要提防大脑麻痹症时，他吓得要死，他怕自己死去，像他那年轻的父亲一样的死去。于是他辞掉教授的职务，来到气候宜人的马里安巴特。随后他去了罗马，并在米兰遇到一位可爱的姑娘，他爱上了她，他向她求婚却遭到了拒绝。尼采带着痛苦和羞辱回到书斋。不幸的失恋使他走向了另一条沉思之路——道德问题，善与恶的问题。
失恋的痛苦让他想隐居，他说：“与人相处太难了，因为沉默是不容易的。”于是他开始旅行。从意大利来到西尔斯——马里亚，登上了阿尔卑斯山峰。现在他厌恶男人，也厌恶女人，只祈求超越人类。在那寂寥的山巅，他获得了创作他最伟大著作的灵感。于是，他写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年）。这是一部杰作。在书中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说：“上帝都死了，因而我们希望超人临世。……”后来，他曾提到：“这部书孤云野鹤，岸然孑立。”出版商从经济角度考虑，觉得无利可图，就完全拒绝印刷，这样，作者不得不自己掏钱出版。卖了40本，7本送了人，没人答谢他，也没有人称赞。从未有人这么孤独！
“在活着和死去的人中间，我没感到一个人与我有稍微亲密一点的联系。”他经常这样对自己说。当他惟一的妹妹，那位常年照顾他、安慰他的女人因结婚而离开他后，这句话成了毫不夸张的事实。于是，他开始不停地旅行，从瑞土到威尼斯，从都灵到马里安巴特，他总是马不停蹄地奔走着。这时候他的视力已经变得很糟糕，他已经不能再写东西，除了简短的格言。但是他认为这些格言是神的启示。
1889年1月，在都灵，最后的灾难终于降临了，他突然中风。起初，他们把他送进了疯人院，可是不久，他的老母亲把他领走了，亲自怜惜地照料他。1897年，尼采的母亲死了，尼采被妹妹接去住在魏玛。在那里，克雷默为他塑了一座雕像——幅令人怜悯的模样，表现出那种从前强健的心灵破碎了，无依无靠，屈服顺从了。不过，他也不是完全不幸。健全时，他从未享受过宁静安详，现在却有了，仿佛是上帝怜恤他，才让他疯的。一次，他见妹妹望着他流泪，就问道：“伊丽莎白，你为什么哭？难道我们不幸福？”一次偶然的机会，听人谈起书，他惨白的脸上稍有了点红润，快活地说：“呀！我也写过几本好书。”
——然而，这清醒的瞬间迅速消失了。
毫无疑问，尼采思维太活跃，因而过早地衰竭了。他与时代抗争，结果，心理失去了平衡。到了后期，尼采的著作辛辣尖刻，他不仅抨击思想，也抨击人——瓦格纳、基督，还有德国人，等等。
1900年，他死了。他一生都是在追寻一种强有力的人生哲学来弥补自己内心深处的自卑。尼采的哲学打破了以往哲学演变的逻辑秩序，凭的是自己的灵感来作出独到的理解。因此他的著作不像其他哲学家那样晦涩，而是文笔优美，寓意隽永。有人称，尼采与其说是哲学家，不如说是散文家和诗人。尼采富于影响的代表作有《快乐的科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超越善与恶》以及《权力意志论》等。
尼采给西方文化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震动，在他之后，人们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理直气壮地以“理性”动物、“道德”动物自居了，人的虚荣、鄙俗、伪善、平庸的一面被尼采毫不留情地剥落在人前，让人无地自容。人们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权力意志——这个被掩盖已久、被压抑已久的人性中最深刻的东西，无论你是去极力地否定它还是去勇敢地肯定它，你都会感到内心的震颤，这就是尼采哲学的威力所在。
与叔本华一样，尼采在去世以后，其哲学才受到人们的重视，他的权力意志哲学和超人哲学对德国社会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赴前线的德国士兵的背包中有两本书是最常见的，一本是《圣经》，另一本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