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语言史上的惟一天才
著名骨相家弗朗茨.约瑟夫.高尔博士周游法国，到各地宣讲根据颅骨判断性格的理论。一次在一个巴黎人的家里见到的一个法国少年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从颅相学看来，那少年头骨的形状是极为不凡的。他一看见就赞叹道：“这是个语言的天才！”这个16岁的少年当时除谙熟拉丁语和希腊语外，还精通6种东方语言。
这个天才就是让-弗朗索瓦.商博良。
这块墓碑上面雕刻的象形文字说明下面手拿剑戟、身穿短裙的贵族人物是奈切尔一阿拜拉夫王子。他是早期法老斯奈弗鲁宫廷中的一位高官。据象形文字记载，该王子不仅是祭司。皇家书吏，而且还兼任皇家法官及“使节团首脑”——很可能是涉及外事的一种职务
法国的菲济克小镇住着一位卖书的商人贾克.商博良，他的妻子因残废长期卧床。1790年，当医生们都束手无策的时候，贾克请来了魔术师贾库。根据几种史料记载，那巫师贾库把病妇放在加热的草药垫上，并给她喝热葡萄酒。他说，如果照他的嘱咐去做病人很快就可以痊愈。出乎病人家属意料的是，他还断定病妇的腹内有一个男胎，不久就要分娩，并且说，孩子长大之后成就不凡，并将名垂千古。
第三天病妇就起了床。1790年12月23日凌晨两点钟，象形文字的天才释读家让-弗朗索瓦.商博良诞生了。
小弗朗索瓦生下来以后，人们看出他的两眼的角膜竟是黄的，这是东方人普遍具有的特点，在西欧是极为罕见的。他的皮肤也是黄色的，而且脸形也具有鲜明的东方人的特点。20年后，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被人们叫做“埃及人”。
据一篇传记记载，让—弗朗索瓦刚刚5岁就开始翻译古文了。他先是凭记忆记住一批古文字，然后同原文对照，用这种方法自学辨认古文。他的哥哥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语言学家，同时喜欢考古学。因为当时商博良学习不好，哥哥就在1801年把他带到了格兰诺勃尔去，亲自教育他。11岁的弗朗索瓦很快就在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上表现出了罕见的天资，接着就专心学习希伯来文，进步也是惊人的。
就在这一年，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让-巴普蒂斯特.傅立叶同这个通晓多种语言的孩子谈过一次话。傅立叶参加了埃及远征，后来在开罗的埃及学院任秘书。他还在法国驻埃及军政府里作委员和司法长官，而且是科学委员会的负责人。这时他是伊赛尔河区行政长官，住在省会格兰诺勃尔，他的周围很快就聚集了一批知识界的人物。在一次视察学校时，他同弗朗索瓦辩论了一个问题，颇为赏识弗朗索瓦那超群的智慧，不久就邀他到家里来作客，并且给他看了自己在埃及搜集到的文物。这位少年初次看到那些古代纸莎草纸的碎片和石片上的象形文字，就非常喜爱。“有谁认识这些字吗？”他问，傅立叶摇摇头；“我会认识的，”小商博良满怀信心地说，“过几年就可以，那时我就长大了。”
商博良不断地向着最深奥的知识领域进攻，接连攻下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他12岁就完成了第一部著作，13岁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叙利亚语、迦勒底语和科普特语。凑巧的是，不论他学什么还是做什么，都或多或少同埃及文化有关，每当他着手研究新课题时，就会有意无意地向着埃及问题靠近一步。他涉猎了中国古文，为的是考察中国古文和埃及古文之间有无联系。就这样，商博良根据手头所有的资料编成了埃及法老王朝的第一部历史年表，那是1807年的夏季，商博良刚刚17岁。
这称得上是个大胆的尝试，因为商博良当时可用的全部资料不过是《圣经》上的片段和零散的不尽准确的拉丁、阿拉伯和希伯来文资料，此外只有对照一下科普特文本了。科普特语是惟一的同古埃及语关系较近的语言，直到17世纪埃及北部还流行科普特语。
教育当局得知商博良希望到巴黎进行研究工作时，就请他自己命题写了一篇论文。他们以为他只能写出一篇普通的学生作文而已，哪里想到他竟写出整整一本书的构思，书名叫做《法老统治下的埃及》。
1807年9月1日，商博良宣读了这本著作的导言，听众是格兰诺勃尔市公学的全体教师。身材瘦长的少年挺立在讲台上，态度严肃，脸上闪耀着天才的神采，他用大胆的论证和严密的逻辑阐述了自己的论点。教师们听后大为赞赏，当场就选他为教师，参加了他们的队伍。校长雷瑙尔顿挺起身拥抱了商博良，对他说，“我们是根据你已经取得的成绩选你做教师的，但我们相信，你未来的成就决不止于此。”
不久，商博良和哥哥一起来到巴黎，因为他知道巴黎是欧洲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在这里，他见到了罗赛塔碑的复制品。
前面说过在辞别傅立叶时他已经看过这块碑的抄本。那些刻在玄武岩上的象形文字不时闪现在他的脑海里。他那黄脸上的黑眼睛闪着光：“我要把象形文字译出来，我一定能做到。”
罗赛塔碑的原物约有桌面大小，长3英尺9英寸，宽2英尺4英寸半，厚11英寸。碑体为磨光玄武岩，“硬得像榔头”。这块碑是拿破仑手下的一名士兵在尼罗河畔罗赛塔西北的一座要塞挖掘出来的，所以被称为罗赛塔碑。罗赛塔碑是一块刻满符号文字的黑色玄武岩板，在碑的一面镌刻着三段文字，经过2000年的风沙侵蚀，已经变得有些模糊了。第一段是古埃及象形文字，共11行；第二段是通俗体文字，共32行；第三段是希腊文，共54行。
拿破仑手下一位懂希腊文的将军曾翻译过这段希腊文字，这是公元前196年埃及教士写的一道教令，内容是赞颂密.埃庇范努斯功绩的。
亚历山大港的法军投降后，这块碑和法军从埃及弄走的许多文物一起被运到大英博物馆去了。幸亏法国政府早已命人把这块碑和其它文物都做了石膏复制品。这些复制品运到巴黎之后，学者们就聚集在周围进行了对比研究。
之所以是对比研究，是因为三段文字的安排本身就说明它们的内容是相同的。《埃及信使报》已经说过，罗赛塔碑上可以找到通往这个过去的王国的钥匙，通过它有可能“用埃及人之口来说明埃及”。在正确地译出那段希腊文以后，再设法找到希腊文字和那些象形文字之间的对应关系，这应该是并不十分困难的。
参加这项工作的都是当时最有名的学者，翻译工作在英国（使用罗赛塔碑原物）、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同时进行，结果却毫无成果。
商博良的哥哥商博良-菲济克原来有一位老师名叫德.萨西，住在巴黎。德.萨西当时49岁，在知识界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关于商博良的《法老统治下的埃及》他只看到过导言，而书中提出的计划就连作为专家的他也承认在有生之年是无法实现的。对于这样一个天才青年，德.萨西一时不知应该如何评价。然而很久以后当他回忆起初次见到商博良时，谈到这位青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就在商博良见到他的当年年底，这本书就差不多写成了。
商博良也投身于象形文字的研究工作中去了。他埋头在图书馆里，奔走于科研机构之间，学习了梵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他还写信给哥哥，请他给自己弄一本中文语法，说是“为了消遣”。
又过了一年，他就学会了科普特语，既能说又能写。他用科普特语写日记，这只是为了练习，谁知这种怪癖的结果竟在40年后酿成了一则有名的笑话。一位法国科学家看到这些日记，竟把它们当成马库斯.奥列留斯.安托尼努斯时代的埃及古文，并且特地写文章加以论述。即便如此，面对那他一直向往着的神秘的罗赛塔碑文，商博良却一直犹豫不决，因为他自认为要对付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本身的条件还不成熟。
当他后来看到了罗赛塔碑的复制品以后，再也控制不住，有些跃跃欲试了。他把它和一篇用纸莎草纸写成的古文对比了一下，感觉已经能够“弄清楚整整一行字母的正确意思”。
破译“天书”
然而就在他做了初步工作，并且已经知道坚持下去就可以功成名就的时刻，却遭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那些象形文字已经有人翻译出来了！
一天，商博良到法兰西学院去，路上遇到了一位朋友，朋友告诉他说已有人翻译出了这段象形文字，还出了书。商博良听到以后面色苍白，摇晃了一下，赶紧抓住那位朋友才没有倒下去！
“译者是亚历山大.勒努瓦，”那位朋友说，“书刚刚出版，是一本小册子，他定名为《新译文》，书里把象形文字全部译出来了。你想想，这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勒努瓦？”商博良问，接着摇摇头。他看到了一线希望。他认识勒努瓦已有半年，勒努瓦是一位有水平的学者，但决不是天才。“这不可能。”商博良说。他猛然放开那位朋友，狂奔而去。到了书店。他双手颤抖着点好书款放在柜台上，拿上书之后便迫不及待地跑回家里，坐在破沙发上读了起来。看着看着，他便躺在沙发上，歇斯底里地笑得全身发抖。这样的东西能算得上破译象形文字的作品吗？这本书从头至尾乱扯一通，完全是主观想象和错误的治学方法的混合物。
凭着商博良的学识完全可以识破这一切，但这次打击是商博良永远不能忘记的。他从自己对这次事件的反应中觉察到，自己想要使这批僵死的符号起死回生的夙愿是何等的强烈！但实际上是在20多年以后，他才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耶稣会会士阿萨纳西奥斯.凯切尔以发明幻灯著称，他在1650年至1654年期间在罗马出版了一部书，共四册，书中有几篇象形文字的所谓“译文”：对照原文，没有一篇不谬之千里。尽管谬误百出，但凯切尔却在认识科普特语的重要性上成为商博良等人的先驱。科普特语是埃及语的最新表现形式，有些学者却不承认研究科普特语的重要性。
过了100年，德贵格内斯在巴黎文字科学院发表演讲时，根据比较象形文字学提出了一种理论，认为中国人是埃及移民的后裔。同一时期，英国却有人把上述的理论颠倒过来，竟然说埃及人的祖先来自中国！
人们也许会想，随着罗赛塔碑的出现，这些不着边际的乱猜应该销声匿迹了，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正因为问题显然可以解决，所以毫无专业知识的人都要涉足其间。德累斯顿有一位匿名作者，把罗赛塔碑上的残损的象形文字对照的希腊文全文读出来了；一位名叫阿哈麦德.伊本.阿布贝克尔的阿拉伯人也“揭示”了一段文字；接着，东方学者哈默.波格斯韬尔竟不辞辛苦把这篇东西翻译出来，而这位学者是一向以严肃认真著称的。有一位不知姓名的巴黎人声称，他在丹德拉的一座庙宇里的铭文上识别出第一百首《赞美诗》。日内瓦出现了一篇所谓“潘菲力尖碑”上的铭文的译文，据说内容是关于“公元前4000年时善战胜恶的一篇报告”。
这时有人已经发展到异想天开的地步。帕林伯爵表现出了丰富的想像力，他竟然声称自己能把罗赛塔碑的内容一眼识破，这位伯爵只用了一个通宵就大功告成，过了8天他就发表了自己的译文。他说自己凭着速战速决，“避免了由于思虑过多而必然造成的全盘失误”。
这个残破的泥板上画了一个图表。经专家鉴定，这个图表写于公元前3000年，记录了苏美尔的食物。里边是一些早期的图画符号，其中一个表示“吃”
尽管周围一片嘈杂，商博良却毫不理会，只是耐心地在那里把材料进行排列、比较和试验，慢慢地前进着。早在1815年，他在一封议论荷拉波隆的信中写道：“这本书名叫《象形文字》，但它解释的不是我们称为象形文字的东西，而是和象形文字截然不同的雕刻的宗教符号，即埃及人用的各种象征图案。我的意见和一般人相反，真正的象形文字是没有象征内容的。”
所有当时解释象形文字的做法，无不或多或少来自荷拉波隆。真正破译的方法应该只有一种，它是同荷拉波隆背道而驰的，商博良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今天很难想象，商博良要具备多大的勇气才敢舍弃荷拉波隆的传统而另起炉灶。要知道，荷拉波隆已被人奉为古代文字学权威，这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尊崇亚里士多德、后世的神学家们尊崇古代教会的神父的性质很相似。而且荷拉波隆生活在1500年前，比现在的人更为接近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在普通人的眼里，象形文字不过是无数的图形，而荷拉波隆正是这样说的。
然而商博良却发现象形文字是“字母”，或者更准确一些，照他自己一开始的说法：“不是完整的一套按顺序排列的字母，然而是注音字母。”商博良发现这一事实的确切日期已不可考，但应该说，从发现这一点后，他就明确地舍弃了荷拉波隆的学说，并且找到了破译象形文字的正确途径。
实际上，商博良一开始想到把象形文字当成拼音字母的时候，他自己都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并且错误地认为象形文字中不可能存在现代人懂得，象形文字是一种非常复杂，变化无穷的文字体系。而在商博良的时代，没有人了解象形文字出现的那么多种变体，因为最初的象形文字，是源于公元前3000年前的完全陌生的文化的产物，是一套不断变化的文字。其它研究象形文字的人，他们也都看出罗赛塔碑上的这些古埃及世俗体的铭文是一种“字母拼成的文字”，然而至此他们就再也没有向前迈进一步。英国学者托马斯.扬由于采用了拼音的方法，因而在破译罗赛塔碑上的古埃及世俗文体的铭文方面作出了贡献，但他的天分却远远不及商博良。
商博良后来证实，在托马斯.扬译出的221组文字中，有76个是正确的，这就表明托马斯.扬具有非凡的直觉和理解力。商博良则精通十几种古语，由于他懂得科普特语，所以在探索古埃及语的实质方面远较托马斯.扬高出一筹。托马斯.扬不过猜中了少数单字或字母的含义，而商博良找出了语言本身的内在规律。他不是零碎地译出几个字，而是使古埃及的语言变得读得出、学得会了，在找到基本原则以后，他立刻看出，破译工作一定要从若干法老的名字入手。
为何必须从法老的名字入手呢？上面讲过，罗赛塔碑上的铭文是用3种文字表达的同一篇通告，内容讲的是教会授给托勒密.埃庇范努斯王以神圣的荣誉。其中的希腊文是可以直接阅读的，它把这个意思讲得很清楚；部分象形文字当中有一个椭圆圈，里面刻着几个符号，后来人们认为这是一种装饰。
可以看出，在通篇铭文里只有这种装饰是用来表示加重语气的，可以有理由认为里面的符号是用埃及文写出的法老的名字，因为只有法老的名字应该是大书特书的。也可以设想，任何具有一般学识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几个组成“托勒密”这个字的字母（古体字母），从而辨认出哪些是代表这8个字母的象形符号。
事有凑巧，商博良的这个理论在腓力方尖碑上的铭文中得到了证实。这块碑由考古学家班克斯于1821年运到英国，碑上同样刻有象形文字和希腊文，等于第二块罗赛塔碑。同样地，文中也有刻着“托勒密”这个名字的装饰纹样。另外还有一组象形符号，经过同希腊铭文对照，确定为古埃及文的“克娄巴特拉”。商博良把这几组符号上下排列写下来，通过对照，找到了破译象形文字的钥匙，而这也就是打开埃及古文化一切门锁的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