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吸毒生活
从婚礼到葬礼，埃娜整整受了25年的罪，但她仍然表现出对德莱伯格的忠诚。直到最后一刻，她还提出，他的灵柩应该用红旗覆盖，因为在他们的婚礼上歌颂的是红旗，虽然在他的葬礼上她不能指望再演唱这一首曲子，但她仍想从另一方面来弥补一下。但说起来简单，真要找一面红旗就不那么容易了。与劳动党联系过了，运输公司也努力过了，就是找不到一面红旗。最后请伦敦旗帜公司连夜赶制一面，第二天覆盖在灵柩上。
约翰.贝奇曼爵士致悼词，索恩沃克主教默文.斯托克伍德博士主持仪式。迈克尔.富特、英国王室法律顾问杰弗里.宾勋爵和戈登.沃克女勋爵站在教堂尽头左侧，而其他哀悼者，其中包括琼.利特尔伍德、斯特拉博尔吉勋爵、劳动党书记罗恩.海沃德和伊萨克.伯曼先生站在教堂尽头右侧。伯曼先生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幸存者，德莱伯格曾帮助过他。德莱伯格生前提出非常严格的要求：仪式得按照他学生时代起就一直十分喜欢的圣公会高教会派的传统进行。一份“反对颂扬的文章”由威斯敏斯特的圣马修教区的牧师宣读。德莱伯格特别提出宣读者得是“他熟悉的稳重而又博学的神职人员”。德莱伯格还希望整个仪式都用拉丁语进行，但最后因太复杂而遭否决了。斯托克伍德博士在发言中把德莱伯格描绘成“牛虻，追求真理者。”
毫无疑问，他对社会主义事业是忠诚的，但对这种忠诚的表达却使人们皱起了眉头，也许还使人们产生了不信任，从而妨碍了他获取高位。我认为这种解说可以在他的恐惧——对任何一种权力的害怕——中找到。
汤姆猜测，一个人，一个政党或一项事业一旦获得成功，想像力就消失了，理想使被私利腐蚀了。这就是为什么他批评党的决议，为什么拒绝严格执行党的路线，为什么不同党的利益保持一致的原因。
埃娜对《每日快讯》记者说：
正因为我一直靠吸毒过活，才使自己显得健康正常。离开了毒品我转眼就会死去。当然，它最后也会毁了我。确实，我生命中有价值的部分已经结束——汤姆也结束了他有价值的生命。虽然我们自1971年以来就一直分居，但我们之间从未有过真正的憎恶和痛苦。我们结婚20年。我不会评说20年的婚姻，因为那是一种不忠诚的表现，我始终非常敬佩汤姆的新闻业务能力、政治才能和对弱者的同情与支持。如果说这种敬慕未能维持我们之间的个人生活，那是因为这纯属私事。
她不无讥讽地补充道，她不想被大家称做布拉德韦尔女勋爵，因为她对上议院一直没好感，认为这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机构应该废除，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参议院。回到他们私生活这个悲剧性的话题时，她说她和汤姆分手毫无怨恨，她没有真正分享他的生活。他在伦敦有一套公寓，而她和她姐姐住在一起。她丈夫死在伦敦的一辆出租车里，这不仅有失身分，而且也太凄惨了，为此，她深感不安。她又说，虽然她知道汤姆一直在写回忆录，而且听说部分手稿已经发现，但她从未读过，也从未见过手稿。事实是，新闻记者罗伯特.布恩比劝德莱伯格生前别出版自己的回忆录，因为书中的内容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布恩比是下议院议员，他还是一名贵族。
教士杰勒德.欧文与德莱伯格有着长久的友谊。如同汤姆的形象始终活在他心里一样，葬礼的场面在他的脑海里也一直记忆犹新。其中一名引座员也是德莱伯格的朋友，名叫布赖恩.贝尔，是个古玩商。他一直忙着安排人们在弧形的座位上入座，还要”想方设法临时加座”。迈克尔.富特是非国教徒，为此大为震惊。60年代，德莱伯格在出卖自己的房屋的同时，搬进了教士寄宿舍，但在那儿他不会料理自己，常喝冰冷的罐头汤，然而在社交场合，他非常讲究饮食，竭力主张对伦敦餐馆进行改革。他生活奢侈，他最喜欢光顾的餐馆是索霍的“快乐的轻骑兵”。“但他对侍者非常不客气，所以，我总避免和他一块儿去餐馆。他也非常霸道，这是指他总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欧文的回忆非常准确地反映了德莱伯格的个性：他生活随便，自我放纵，且心胸狭窄，在宗教上显得过分讲究形式上的东西，然而同时他又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机智，友善，是本选区的一名非常出色的议员，具有一种冷面滑稽的幽默，令人发笑”。他和他的好朋友约翰.贝奇曼在一点上是相同的：两人是预备学校的同届同学，都有一个外来的族姓，不过，贝奇曼决心当个具有魅力的成功者，而德莱伯格只想”混混”。显然，他在私生活上常常受到上层阶级的熟人及其他朋友的资助，其中包括他的保护人伊迪丝.西特韦匀，原《每日快讯》的编辑托利党议员约翰.雷纳、另一位《每日快讯》的前任编辑贝弗利.巴克斯特和1973年至1978年任军情六处处长的莫利斯.奥德布尔德。欧文认为德莱伯格是个具有矛盾心理的人，凡事喜欢走极端。他非常爱国，然而希望英国由共产党执政但又坚决反对俄国。他完全排斥反自由主义的政策。“当然，任何间谍都必定是双重间谍”。欧文作了总结。
德莱伯格本质上是一位新闻记者，尽管他花了大量时间，费了好大的劲收集了十分丰富的有关军情五处和克格勃的材料，但他并没有利用这些素材创作作品的强烈愿望。他确实关心共产主义运动，尽管他本质上是一位“咖啡馆里的共产主义者”，和莫格里奇一样，他不会十分认真地对待谍报工作。如同他与克格勃的那种无严肃可言的关系，他与军情五处也玩着各种游戏。德莱伯格喜欢海阔天空地闲聊。他发觉间谍活动不过是构成趣闻轶事的材料。不幸的是，由于一条公务保密法规，使他终于没有出版许多他原本可以讲述给我们听的东西。不过，如果说德莱伯格没能利用他的材料的话，军情五处倒是充分利用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