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着救济会幌子的绑架组织
几星期后格林被召到德国大使馆，在那儿，冯.伯恩斯托夫亲手递给他一只内装25英镑旧币的信封一去德国“度假”的费用。为了预防万一，冯.伯恩斯托夫叫格林烧毁信封。
格林的父亲看见儿子与一些陌生人来往，很是担忧，主动提出承担这笔旅游费用，但格林拒绝了。他仍沉醉于冒险的遐想之中。于是他与作家克劳德.科伯恩一起去了德国，格林的堂兄图特（爱德华.格林）因为会讲德语也随同前往。此行是以一个略带戏剧色彩的场景为开端的：当他们安然登上去哈维希的火车，在包厢内坐定时，门突然被打开了，P上尉溜了进来，在他们身旁坐下，他脸上因决斗而留下的伤疤瞧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狰狞可怕。后来格林在《一种生活》里描写道：“车厢里的笑声戛然而止，我们竭力想使自己看上去像今符合身份的观察员。”
令他们扫兴的是，此行并未和风云诡谲的间谍世界发生任何联系。尽管P上尉的出现带有神秘色彩，但总的来说这是一次平淡无奇的旅游。在科隆他们会见了一位政治领袖和一位实业家；在埃森他们目睹了一家工厂因工人罢工而变得一片死寂。他们开始集体构思一部巴肯风格的惊险小说，可毫无结果。在爱德华.格林的记忆中，那次旅行是一次充满困惑的体验：“我们坐在克虏伯斯的会议室里听人演讲，格雷厄姆在作记录。旅游期间，他是个热情的同伴，但喜怒无常——情绪波动很大。我们受到热情款待，住的旅馆都是非常豪华的。旅行过程中我注意到格雷厄姆是一位目光非常敏锐的观察家。”
直到进入被占领区附近的海德尔堡时，他们想体验间谍生涯的愿望才得以实现，但非常有限。在访问帕垃坦流亡者救济基金会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打着救济会幌子的绑架组织，头子是一名身穿灯笼裤，人称“埃伯莱因医生”的男子。埃伯莱因雇佣年轻打手以最快速度驾车驶入法国占领区，绑架与法国当局合作的德国官员，然后在没有正常法律程序的边地法庭上以重大叛国罪加以判决。格林回到英国后给冯.伯恩斯托夫写了封信，暗示资金难以从秘密的民族主义组织那儿运送进被占领区，他还指出，让一名牛津大学的在读生当信使，极不容易引起怀疑。冯.伯恩斯托夫回信说，柏林的”朋友”问他，是否有兴趣返回法国占领区，与分裂主义者的领导接触一下，弄清他们未来的计划。这个建议使格林欣喜万分，心想他终于在19岁的时候走上了间谍之路——这是一种将脱俗与“冒险”相结合的生活。在以后的岁月里格林热衷于“冒险”，他在《一种生活》中写道：“我猜想……所有的小说家都有与间谍相似的地方：密切观察，偷听，探索动机，分析人物性格，为了文学甚至不讲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