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其父必有其子
在圣安德鲁预备学校，康韦尔初次尝试了文学创作，他描写了一匹勇敢而又经验丰富的赛马，但靠它赢得胜利的骑师却是个卑鄙无耻的家伙，他在他的马鞭里装上了大号铅弹。小说完稿后他说服学校的文书帮他打了出来，后来被校长知道了，他大为恼火，厉声对康韦尔说：“这种拙劣的文学作品你想写是可以的，但必须自己掏钱请人打字。”不过，在圣安德鲁学校他还是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由于经常搬家，兄弟俩也不得不经常转学。这种动荡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使康韦尔养成了追求个人享受的习惯。他会在寝室里想方设法占据最佳床位，他会留心寻觅最多情的女郎，他会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与厨师建立起友好关系。
与此同时，父亲罗尼也没闲着。他开办了数十家没有任何资本的公司。50年来他不止一次破产，但他从不吸取教训。他先后有过三个妻子，数十位情人，还有许多善解人意的朋友，但他们常常受他捉弄，成了他的牺牲品。他的外表如同他的生活方式，显得很有身分，这对一个骗子来说，是再理想不过了。他在切尔西有一套公寓，在杰明街设有许多办事处。他有好几辆漂亮的轿车。他虽然没有任何现金。但仍出手大方，而且什么合同都签。
整个童年加上大部分的青少年时期，康韦尔都是在父亲的监视下度过的。父亲搜查他的房间，拆看他的邮件，通过电话分机偷听他的电话，试图将自己的孩子囚禁在自己封闭专制的世界里。作为一种反抗，康韦尔也对父亲进行反监视。他常常翻看罗尼的私人书信文件，搜查他的开司米套装、骆驼毛外套的口袋，偷看他的日记。他学会了蹑手蹑脚地走动，因为他注意到父亲做事从不弄出声响。他在家里成了一名双重间谍，他既替父亲监视别人又监视父亲。罗尼拥有特工所需要的全套东西。他有数个藏身之处，一千必需经常沟通的社会关系网络，用于贿赂的资金，秘密交通工具和情报员。他编造谎言，使用化名和假冒各种身分。面对审讯，他也拼命抵赖。他的孩子都成了他的情报员一他一共有四个孩子。这些情报员非常听话，会定期去向父亲的众多债权人说“支票已汇出”。罗尼对孩子的管教很严，“希望把我们的生活提高到一个他自己也不清楚的水准。”他出生于一个富有而又受人尊敬的家庭，从未吃过苦。“然而他坚持认为自己受到了亏待，以致这成了他追求一种不仅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的生活的理由。”离开圣安德鲁预备学校之后，康韦尔去多塞特的舍伯恩学校继续求学，而他的兄弟去了拉德利。康韦尔在舍伯恩学校过得很不愉快，因为学校靠惩罚来维持秩序。战争使学校的教职员工锐减，各种文化设施遭到破坏。体育活动成了衡量学生成绩的最高标准。在这种过于偏颇的教育氛围下，校方向这些不幸的学生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他们的前途在于为帝国效劳。当时只有13岁的康韦尔，对这种如此狂妄的推断大为反感。他逐渐觉得学校的生活越来越无法忍受了。终于在他16岁的时候，他开始逃学了，拒绝返回这所培养奴才的学校。经过说服，罗尼终于同意他去瑞士的伯恩大学读书。罗尼一定经过再三考虑，认为去那儿求学至少在面子上讲得过去。他在伯恩大学呆了一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学德语和瑞士语，当然，日子也过得很勤俭。这期间他访问了柏林。战后的德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目睹了希特勒理想王国崩溃后的废墟。
第二年他应征入伍，在奥地利的英国占领军内服役：由于他精通德语，被分配到情报部门工作，在那儿他参与对难民营里的流亡者的审讯和安全检查。这使他第一次接触了有心理障碍的对象，也使他熟悉了当时约翰.宾厄姆正在从事的谍报工作。康韦尔后来在约翰.宾厄姆手下工作过。两年后，他的服役期满，康韦尔回到英国。尽管他不够资格，但他还是挤进了牛津大学的林肯学院，学习现代英语。
然而在1953年，由于父亲又惨遭破产，大学二年级的康韦尔只得停学，极不光彩地离开了林肯学院，因为他无力偿还欠款，他不得不在米尔勒尔德公立学校教了一年书，直到罗尼替他凑足了钱他才返回林肯学院。在米尔勒尔德公立学校教书期间，康韦尔又遇见了一位有心理障碍的对象，一个差点酿成悲剧的孤独者。那是他第一次值夜班，他坐在公共休息室内的维多利亚式壁炉前，等待着学生们上床睡觉。这时一个年级长奔进来说，有一个低年级的学生企图自杀。康韦尔怀着极度不安的心情；中向楼梯井，仰头望去，只见一个戴眼镜的矮胖男生抓住楼梯的扶手，看上去他不像是在开玩笑。假如他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的话。那必死无疑。幸好在他爬上楼梯顶之前一名学生已将他救了下来。这位自杀未遂的学生后来承认，由于自己不会铺床，不会安排时间，不会自学，所以认为自己不适合在校学习——事实上是认为自己不配活着。这件事在康韦尔的心灵上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对他后来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塑造比尔.罗奇这一角色起了很大的作用。
康韦尔返回林肯学院后，他的导师维维安.格林（他曾当过舍伯恩学校的牧师，是勒卡雷仅有的几位朋友之一）准许他推迟交纳学费。作为对他导师的报答，康韦尔于195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在牛津大学期间，他与皇家空军高级将领的女儿艾的森.安.韦罗尼卡.夏普喜结良缘。
康韦尔离开牛津大学之后走了一步非常出人意料的棋。正如他在1983年3月的《南岸奇观》上所述：“我对困扰我的事情特别感兴趣，这是巴甫洛夫观点的最好体现。我希望在伊顿公学研究他们的文化，或着说接受他们的文化。这是不可避免的。”他在伊顿公学找到了一份教授现代语言的工作，并全身心地投入了进去。他以前从未接触过英国的统治阶层。他承认这段经历“可能比其他任何经历更为深刻地影响了我以后的作品”。他不喜欢他的学生，不仅批评他们言谈举止的方式，而且谴责他们对所持有的比他在舍伯恩学校所遇到的更为固执的偏见。老伊顿学生参政意识都很浓。康韦尔在伊顿公学教书期间，就有十多人是内阁成员。不久发生了“苏伊士危机”，这一事件促使康韦尔和其他的一些年轻教师写信给《泰晤士报》，以说明他们与内阁中的老伊顿学生的所作所为毫无关系。安东尼.艾登对这种造反行为十分恼火，于是派出外大臣约翰.霍普勋爵前往伊顿，向教师们解释采取苏伊士行动的理由。这一反应确实令他们高兴。
虽然康韦尔对上层阶级始终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但他承认在某些方面伊顿令他感到新奇。1974年他告诉《听众》的记者迈克尔.迪安，“处于全盛时期的伊顿是进步的，开放的，不仅适应性强，而且非常民主。”然而他尖刻地补充道：“伊顿使我对犯罪以及虚伪的天性不再陌生。而这两种东西在外交界并不少见，只是表现形式不同。“1958年康韦尔离开伊顿之后，成了一名插图画家，但是从事这一自由职业的时间不长。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漫画家，尤其擅长于画鸟。他替马克斯韦尔.奈特的《会说话的鸟儿》一书中画过插图。这本书于1961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