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德国间谍的自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驻土耳其大使侍从巴兹纳是一名德国间谍，他采取种种手段，窃取大量的盟国机密文件，出卖给德国人。致使盟国在战争中遭受重大损失。本文采用巴兹纳自供的形式，揭露了一名国际间谍的作案伎俩及其悲惨的下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塞罗”这个德国间谍的名字，曾让盟军胆战心惊。西塞罗——就是我：伊列萨.巴兹纳。
我怀着忧伤的心情，向你们叙述那段不平凡的日子。那是1943年的事，我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德国大使馆当侍从。
一天，德国大使馆参赞任克先生突然解雇了我。我无计谋生，流落街头。一个念头在我脑际闪过：“当个间谍有多好，能挣很多很多的钱。”
那时候土耳其还是中立国，敌对各国的大使馆互相刺探情报，间谍活动十分频繁，是间谍们大显身手的好地方。主意已定，我决心大干一场。
要做间谍，必须准备一份“礼品”。当报纸上出现“英国大使馆一等秘书招聘司机一名”的启事时，我急忙去报名应试。
英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巴斯克先生对我进行了一番面试，然后满意地拍拍我的肩膀说：“你被录用了。把你的行李搬来吧！”
我搬进了巴斯克先生的住宅。我的工作除了为他开车，还要负责他的住宅的清洁卫生，以及修理暖气设备。
巴斯克先生习惯于把文件从使馆带回家里来，晚上在书房批阅到深夜。他总是把文件搁在书桌的一个大抽屉里。抽屉没有上锁。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
一天，趁巴斯克先生刚离开书房的时候，我悄悄地溜了进去，装做打扫灰尘，拉开抽屉，取出一大叠文件赶忙掖在内衣内。巴斯克先生突然回来了。我急忙掩饰着自己的惊惶之色。幸亏他毫无察觉，反而很兴奋，因为他妻子就要生产了。他嘱咐我速去修好暖气。
我躲在装置暖气设备的地窖里，一面狠狠地用工具把热水管子敲得当当响，一面聚精会神地翻阅那些文件。
文件里面，有丘吉尔关于拉拢土耳其的指示；有盟军在土耳其建立机场的方案。我突然意识到，我这个卑微的侍从，已成了世界战争的重要人物了。
当我看完全部文件，从地窖里出来走上楼梯时，正遇巴斯克先生怒冲冲地奔出书房来，他的脸部抽搐着，双眼盯着我。我吓坏了，以为他已发现我窃取了文件。
他冲着我喊：“刚接到电话，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个女儿！”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巴斯克先生是个重男轻女的人。当巴斯克离去后，我把文件悄悄归还原处。
我找个机会溜到德国大使馆，当我把这一切告知我熟悉的参赞任克先生时，他高兴得眼珠都发蓝了。他像招待贵宾一样款待我，答应给我较高的报酬。
几天后，巴斯克先生把太太和女儿接回来了。随行的还有一位年约30岁，风姿绰约的保姆玛拉。
我与玛拉一见倾心，常常在安卡拉近郊的公园与她约会，百般亲昵。我把所做的一切告诉她。她为今后的富有所打动，成了我的同伙。
我偷到文件后，就和玛拉躲进厨房，协作用莱卡相机把文件一页页拍了下来。在作案现场，巴斯克先生的女儿安详地睡在摇篮里。
由于玛拉的暗中相助，不久，我又被巴斯克先生推荐给大使海森爵士当侍从。海森大使举止洒脱，态度和蔼，一派绅士风度。他彬彬有礼地握了握我的手。
管家义基领我熟悉了一遍大使住宅的每一个房间。这是一座酷似英国许乡间别墅的楼房，离使馆本部仅几步路。
义基领我到海森爵士的卧室里，安排我看管一只大衣柜，然后就离开了，留下我一个人在那里。
我打开衣柜数了数，共有25套各式衣服。我逐件摸遍了衣服口袋，只发现了几粒消化药片，没有钥匙，很失望。
我每天的第一件工作是早晨7点半叫醒大使，并且送上一杯橘子汁。这时候，我总能发现床边的桌上放着一只黑色的皮盒子。
海森爵士白天在书房工作。秘书每天从使馆把文件送来，经他过目签署后又带回去。然而，那些最重要的文件，大使需要晚上再仔细研究，所以就临时放在卧室的那只黑皮盒里。
一天早晨，海森大使喝完饮料，便去洗澡。我给他准备服装时，忽然发现，他平时随身带的钥匙，遗忘在床头柜上。机不可失，我飞快地按下了钥匙的蜡印。
钥匙上粘了一点蜡，我随手拿起爵士的绸手帕把蜡擦掉。我刚把钥匙放回床头柜上，就听见身后有急促的脚步声。
海森满面通红，穿着浴衣慌里慌张地跑进来。我泰然自若，拿着手帕对大使说：“先生，手帕该送去洗了。”
他下意识地点点头，并没有注意我。当他看到钥匙安然无恙地躺在床头柜上时，深深地松了口气，抓上钥匙又洗澡去了。我如释重负地用那块手帕擦了擦前额上的汗。
我经常瞄准机会，溜进海森爵士的书房，用掌握的钥匙从黑盒里窃出文件，再回到自己的房间，拍成胶卷后迅速送回去。
按照约定，我在一条僻静的马路边徘徊，这时德国使馆的商务专员慕吉斯会开着一辆海军牌轿车驶过。看见我，慕吉斯放慢车速，我趁机一头钻进去。
在轿车上，我把胶卷放在座位上，然后取走放在那儿的一点钱。就这样，德国人及时地掌握着敌对方面的军事行动。
一天，我趁爵士在吃晚饭时，偷出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莫斯科盟国最高级会议所做的军事决定。其中有关于进军法国的准备和增加压力迫使土耳其参战等内容。
当我拍完照，送文件回去时，发现书房门开着，听到海森爵士在里面打电话。如果他看看盒子，就会发现里面空空如也。我吓傻了，脚像钉住了一般，钉在走廊边。
爵士搁了电话就匆匆回餐厅去了。他显然为电话打扰了他的晚餐而恼怒。我松了口气，把文件归还了原处。
我怀里揣着重要文件的胶卷，准时钻进慕吉斯的轿车，忽然发现后面有车盯梢。慕吉斯加速奔驰，想甩掉尾巴。在深夜的野外，一场追逐开始了。
慕吉斯边开车边怒气冲冲地斥责我：“全是你不谨慎，混蛋！”我毫不示弱地嚷道：“他们跟踪的是你。往大使住所开，找个拐角让我跳下去。”我跳下车后滚到一处花园围篱的阴影里。跟踪的车子片刻间就呼啸而过。我甚至看清了驾车人年轻的脸。我暗暗庆幸自己又一次化险为夷。
深更半夜，我赤着脚悄悄地推开大使卧室的门时，海森爵士睡得正香。床头柜上放着空的服安眠药用的玻璃杯。
我刚把钥匙插进黑皮盒的锁孔内，祸事发生了。我的肘撞翻了玻璃杯，杯子“哐当”一声，掉在地板上砸得粉碎。
被褥蠕动了。我吓得直冒冷汗，屏住了呼吸。海森爵士深深地叹了口气，翻过身又沉人酣睡。
翌晨，我送橘子汁去时，海森爵士发现了地板上的碎玻璃片，喃喃地说：“准是我在睡梦中打翻的。”当我弯腰捡碎玻璃片时，大使说：“小心，不要割破手指。”
海森爵士对我的服务十分满意，赞不绝口。他当然不晓得我靠出卖情报所得，已经在郊区私下租了一座小别墅。我和玛拉常常上那儿幽会。
玛拉带来了坏消息。大使馆泄密的事已被英国情报局发觉，反谍人员从伦敦来了。她是从巴斯克先生与太太的闲聊中听说的。
我一刻也不敢耽搁，赶回自己的房间把所有值得怀疑的东西都包好，藏在地下室楼梯一块松动的木板下面。
刚弄完，铃声传唤我到海森爵士的房间去。有两个陌生人与大使坐在一起，还有一个跪在屋角安装警铃设备。那两人用审查的眼光打量着我。
其中一位用英语对我说：“请给我…？…杯牛奶。”“是，先生。”我回答。“还要一些糖。”他又用德语漫不经心似的加了一句。
我明白这是圈套，不动声色地用法文说：“对不起，不太懂。”“给先生加些糖。”海森爵士告诉我。显然，他对特工人员的这种手法有点不满意。
我感到危险向我靠拢。我打算金盆洗手。正好这时，我乡下的表侄女伊丝拉来安卡拉找工作，我征得海森爵士同意后，把她暂时安置在大使家里。
天真的伊丝拉经不起利诱，很快成了我的帮手。当我去窃取情报时，她就把一根保险丝弄开，使警铃失去作用。我又搞到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盟军关于巴尔干作战的详细计划。
慕吉斯告诉我，“西塞罗”的工作已受到希特勒本人的赞赏。我还知道，在各国间谍和外交人员中广泛流传着著名间谍西塞罗的神话。有谁知道西塞罗就是我巴兹纳呢！
1944年春，一个明媚的早晨，我在百货商店购物时，与慕吉斯不期而遇。他身边站着一位艳丽的女郎，十分引人注目。我有点忘乎所以地凝视着她。
这个美丽的女郎是慕吉斯的新秘书，她的秀色常常让人很乐意去接近她。我做梦也想不到，她的使命恰恰是侦缉破坏巴尔干作战计划的大间谍西塞罗！
不久，我在一家豪华饭店用餐时，从对面的大镜子里看到慕吉斯的新秘书走进饭店来。可她身边不是慕吉斯，而是一个年轻的男子。
蓦然，我发现那个与美丽女郎神秘交谈的英国男子，正是几星期前驱车追踪慕吉斯和我的那个人。我两眼发直，差点晕倒。
罗网在收紧，危险在逼近，刻不容缓！我回到宿舍，将所有可疑痕迹销毁，把共值250万美元的钞票，装满一口大皮箱，悄悄送到市郊的别墅，后又存入银行。
我跟慕吉斯进行了最后一次会面。他的新秘书已逃跑，为此他刚受到柏林方面的严厉训斥，因而神情相当颓丧。我向他告别说：“一切都完了，该结束了！”
我向海森爵士辞职，他说“悉听尊便”。我恭顺地鞠一躬：“谢谢阁下！”我离开大使馆不久，就听说可怜的爵士因泄密而被撤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