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内容上的陈腐和空洞无物，对公文的影响
旧时八殷文有严格规定，文章中不能有自己的见解，必须“代圣贤立言”，不但内容要体现儒家的思想观点，而且行文还要“入口气”，即模仿古代圣贤的口吻。但是，圣贤之言毕竟有限，到了后期的八股文，由于八股文题大都作尽，圣贤之言也都嚼烂，士子只有剽窃陈言，雷同肤廓″，结果通篇腐词滥调，空洞无物，变得毫无用处。八股文之所以灭亡，就因为它毫无用处了。
今天，那种老生常谈、言之无物，发了、报了不管用的公文仍我行我素”。
笔者在某市委办公厅工作时，从1985年起处理过八年各单位报送的工作报告，大概总有五六千份吧，相当—部分报告都是官样文章，内容一般化、大路货，对领导机关具有参考价值的不足一半，特别是年度工作总结报告，有价值的还不到三分之一。这些报告能送主要领导同志阅批的就更少了，被领导批示的简直如凤毛麟角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有一段时间，办公厅每年发文通报各单位报送公文存在的问题，然而情况未有明显好转。这种不良文风恐怕不是一个地方、一个阶段的问题
造成公文的空洞无物，源头自是在八股，然而也有形式主义的工作作风造成的。
如，这些年形成一种工作惯例，上级发一个文件，下级必须在数日内发个同样文件，才算是“认真贯彻”了；上级部署项工作，下级必须在一两天内报告贯彻情况，才算是“坚决执行”了如，中央发了《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后，没几日，不少省、市、地、县也都下发了同样的文件，连标题都一字不差。这样造成为赶形势追浪潮而发文，有些领导为了不落在其他单位后面，争分夺秒抢发文件，甚至上级的文件还没有发下来，电台刚刚广播过，就让秘书们准备写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
这样，秘书们根本没有时间对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作认真的调查研究，只靠着一份上级红头文件和领导几句指示，硬着头皮去写报告、发通知，于是只好照着上级文件依样画葫芦，生搬硬套，机械模仿，甚至改头换面，整段抄录，使得文件里尽是大道理、空口号、原则要求。我听内蒙古自治区的朋友告诉我，中央一有重要精神，他们领导就要求务必当天上报学习体会和基层的反应，不能隔夜。
遇到中央重要精神在晚间新闻联搔搔出时，逼得他们只好自己编学习体会，写到基层的反应时，也是胡编人名，什么“草原牧民巴特尔高兴地说草原上没有门牌号码，“巴特尔“又是个大姓，谁去核对呀。试想，这样的公文报上去怎能有参考价值，发下去怎能管用。因此，必须改变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作为上级机关，不能要求上下文件“对囗”，也不能以下级发没发文、报告没报告作为贯彻没贯彻的标准；下级机关贯彻上级指示，是否要以发文的形式来贯彻，何时报告贯彻执行情况，都须从本单位实际出发，切不可为向上级表功而作虚功。
又如，制发公文存在贪大求全，好搞“纲领性文件”的问题。
有的人写公文，总爱写得非常全面，哪一方面、哪一点没有说到就不放心，生怕别人有意见，结果有用没用的都写上，令公文臃肿不堪，实在要不得。公文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无论是部署工作还是发布政令都应着眼于当前的事情，否则最好不采用公文的形式。同时，开展工作总有个轻重缓急，一件工作总有个阶段性，不可能各阶段同时推开所以公文内容必须有侧重点，不能面面俱到，貪大求全，把什么都说到了。天下的事情是说不全的，自古以来“文不求全”，区区一份公文为何非要写得全而又全呢？其实，有些洋洋万言、“全面论述”“高度概括”的红头文件，倒是效率最差、最不管用的公文
造成公文贪大求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些领导不恰当地追求所谓“人过留言”，不顾实际需要，一上任就要在各个方面、各项工作上树立起自己的一套理论观点。这样造成“纲领性文件”满天飞，上面一个大纲领，下面一个小纲领。可是，纲领性文件发了有的问题不但没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事实证明，那些一事一文内容具体明确，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易于执行又易于检查的文件，其效用倒是很强，确能解决问题。当然，指导全局的纲领性文件也很需要，但不宜层层都搞
